陕西农民起义之后不久，就开始小规模地越过黄河，进入山西。开初是倏来忽去，后来由于山西地方当局借口“防盗”，下令闭粜，禁止把粮食运进有起义农民活动的灾荒地区。这样，陕西起义农民强行渡河入晋就不断增加。

起义军大规模地进入山西是在崇祯三年。从这年二月开始，老回回马守应、八金刚、王子顺、上天猴等部渡过黄河，攻克了蒲县。然后分兵两路：东路沿赵城，洪洞、汾州，霍州一线；西路沿石楼、永和、吉州、隰县一线活动(28)。十月二十八日，由于饥民的内应，起义军占领了晋西北重要城镇河曲，控制了黄河渡口(29)。由于明政府改变了以抚为主的政策，调集大军由新任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指挥，加紧了对陕西农民军的追剿。在军事上受到压力的各部起义军，陆续转移到黄河以东。因此，从崇祯四年到六年，起义军活动的重心是在山西境内。除了早先入晋的几支起义军外，王嘉胤、张献忠、李自成、罗汝才等部都先后进入山西。其中实力最强的是王嘉胤部。

起义军的大举入晋，使明政府山西当局深感不安。他们一面调派兵员堵剿，一面指责陕西当局“以邻为壑”，没有将起义军就地歼灭。然而，严酷的阶级对立在山西也同样存在。来自陕西的义军不过起了一种催化作用而已。起义军所到之处，得到了山西贫苦群众的热烈欢迎，大批破产农民涌进了起义队伍；有的州县农民也自发地举行起义。崇祯四年三月，太仆寺卿郑宗周上言：

“盖晋土自天启初年以来，无岁不灾，而去年尤甚。重以沿黄之派，急于星火，转运艰难。在朝廷虽算价二十二万，而民间所费实已不止百万。有司但顾考成，新旧并催，鬻子卖妻，剜心敲髓，民之皮骨已尽。今日春雨未沾（指朝廷分文不予救济），风霾日异，人心汹汹，朝不保夕。弱者转于沟壑，强者嗔目语难。斩揭四起，势所必至。”(30)

另一位明朝官僚则说：“沁（阳）之南暨邑（指阳城县）东西，贼建号树帜者不一而足，或以万计，或数千。既揭竿，胁从者且十五六。至若上党（今长治）、汾水亦不啻几过。”(31)崇祯三年底，一位山西乡绅就指出：“始之寇晋者，秦人也；今寇晋者，半晋人矣。二三月间，从贼者十之一，六七月而从贼者十之三，至今冬而从贼者十之五六矣。”据此，他提出“欲除晋之盗，莫先欲抚晋之贫民。”(32)只知道从农民身上榨取钱财的明政府，根本不愿救济贫民，山西的农民起义日益扩展就是很自然的了。

崇祯四年五月，王嘉胤的队伍进展到晋东南的沁水、阳城一带。明政府虽然派了悍将曹文诏部尾随追击，却因为“贼势甚众，不能取胜。”(33)军事上既然无能为力，官军就转而采取阴谋手段。曹文诏听说部下士卒张立位的姐姐是王嘉胤的妻子，就亲自秘密找张立位谈话，布置他诈降充当内应。王嘉胤在裙带关系面前丧失警惕，竟把这个内奸当作亲信，任用为帐前指挥。六月初二日，张立位同他的姐姐和王嘉胤的部将王国忠串通一气，用酒把王嘉胤灌醉刺死(34)。随即放火为号，同曹文诏部官军里应外合，直扑起义军营垒。起义军大乱，遭到严重损失。王嘉胤手下的右丞白玉柱投降。左丞紫金梁（即王自用）领着余众逃出，会合山西境内的他部义军，声势复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