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伟业的记载后来被采入《明史》，流传得很广。其实，历史上并不存在这次规模盛大的“荥阳大会”，理由如次：

首先，从史源学的观点来看，这件“史实”的来历，吴伟业并没有交待清楚。他含糊其辞地说，起义军“部署已定”之后有人偷偷跑出来报告，似乎消息非常可靠。然而，像这样重要的情报，在明末各种官方文书里却没有任何反映。特别是当时任河南巡抚的玄默，后来著有《剿贼图记》；从崇祯七年底到九年春任河南巡按御史的金光宸，把他这段期间的题本编为《两河封事》(26);当时的兵部尚书张凤翼也把自己任职期间有关军务的题本编为《枢政录》。这三部书都丝毫没有涉及起义军在荥阳举行大会的事。那个“亡自贼中”的人究竟向谁报告，吴伟业没有说，看来很靠不住。

其次，说义军十三家七十二营首领在荥阳大会，结束于正月壬子日，“杀牛马祭天誓师”。壬子日是正月初一。据此推算这次大会当在崇祯七年十二月下旬召开。然而，可信的史料却表明，义军来到荥阳是八年正月间的事，攻克荥阳县城在正月初六日(27)。这就排除了七年年底在荥阳召开“十三家七十二营”这样大规模会议的可能性。

第三，吴伟业记载起义军召开“荥阳大会”的背景，是兵科都给事中常自裕上疏请调关宁、天津兵前往河南协剿，奏章由崇祯帝批交所司（即兵部），“议未定”，就被义军所“侦知”，方才有各路首领集会共同商量“逆拒官军”之举。文中转述李自成的话也有“虽关宁铁骑至，无能为也”。那么，常自裕是什么时候上疏的呢？《平寇志》，《怀陵流寇始终录》等书都记载在崇祯八年正月上旬。从当时兵部尚书张凤翼的题本中可以知道，常自裕上疏要求“调发关门夷、汉丁五六千、天津招练兵三四千”前往河南之后，朱由检立即批给兵部“看议速奏”。正月十三日，张凤翼具题建议从“铁骑营量调三千，于天津调二千。敕下该抚各选能将统领星驰赴豫。”十四日，朱由检批示要兵部“将各处兵马通行打算”，该增的增，该调的调，然后“责成督抚大举会剿，刻期尽灭，以图底定。”正月十九日，张凤翼同户部尚书侯恂会商之后，提出了一个调兵六万四千，筹饷银七十八万两的通盘计划。二十日，朱由检批示中提出“铁骑三千是否足用”？命兵部再次会议。同一天，张凤翼建议再调铁骑营二千、天津兵三千、四川白杆罗网坝兵三千，总兵力增加为七万二千名，饷银再加十五万两，合计九十三万两。二十三日，朱由检批准了这个计划，下令“限六个月扫荡廓清。”(28)以上就是明廷密议调兵筹饷的全部过程，这个时间表确凿无疑地表明吴伟业所说的“章下所司”和商议过程，是崇祯八年正月中旬到下旬的事。试问，起义农民怎么可能在崇祯七年十二月就“侦知”当时连影子都还没有的事情呢？可见，《绥寇纪略》所述“荥阳大会”召开的起因和议题，同基本的历史事实凿枘不相容，显然出于好事之徒的附会。

第四、再看这次“大会”的决议。即“分兵定向”。我们认为，在当时是不可能制定这种计划的。崇祯七年以后，起义军的力量有相当大的发展，但仍然弱于官军，作战的时候总是采取避实就虚的战略，谈不上事先确定作战方向。如果考察一下崇祯八年正月以后各支起义军的运动情况，可以看出所谓“分兵定向”并不符合历史实际。如说会议决定横天王和混十万的任务是‘西迎秦军”。康熙元年《汝宁府志》却记载：“八年乙亥春正月初四日，贼闯塌天、混十万、姜兼哨卒抵城外，……是夜贼东下，……往破颍州。”(29)康熙《上蔡县志》也记载：“崇祯八年乙亥正月朔五日，流寇闯塌天、混十万、过天星等经城下，焚南关，南犯汝宁。”(30)这表明混十万（即马进忠）部起义军，并不是由荥阳西去迎击洪承畴统率的陕西官军，而是南向汝宁，然后东攻安徽颍州。又如说，“革、左南当楚师”，“老回回、九条龙为游徼，往来策应”。可是，康熙《庐州府志》却明文记载，“崇祯乙亥春，流贼薄城，焚掠关厢。……贼名色有老回回、隔子眼、蝎子块、满天星等营。”(31)这又说明革里眼（即贺一龙）部是东向安徽，而不是按照什么“大会”决议去“南当楚师”。老回回马守应部也在同一时间东入安徽庐州等地，接着在二月初西入湖广麻城(32)，这同所谓“往来策应”的说法也不符合。再如说“曹、过分屯荥，汜间，探中牟、邓、尉，以缀开、归、河、汝之兵”，任务是留在河南郑州地区拖住河南省的官军。然而康熙《罗田县志》却记载，崇祯“八年二月初四巳时，流贼名曹操、闯塌天、八大王等党统万余破霍山、太湖、英山等处，攻打罗田。城西门内有奸民徐害儿家突然火起，城破……。”(33)可见曹操（罗汝才）部在崇祯八年初也是向东南方面发展，并没有屯驻在荥阳、汜水一带。就史料而言，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崇祯八年正月间，在河南的各支起义军大抵是向东南进军，看不到什么在统一部署下东南西北四路迎敌的迹象。至于所谓“破城下邑，金帛子女惟均”的说法，不仅包含对起义军的诬蔑，而且事实上当时既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也就不可能提出和实行平均分配一切缴获物资的主张。

根据以上论据，可以基本上确定：“荥阳大会”是一个虚构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