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0年，针对朝鲜半岛的紧迫情势，清国以日本为假想敌在旅顺扩建要塞，兴建大型船坞和机械工厂，在周围高地构筑永久炮台。来自北方俄国人的威胁更是咄咄逼人，1891年俄国开工兴建横贯西伯利亚铁路，在海参崴开设军港。同年，俄国舰队访问日本，以显示自己强大的军事力量。俄国人传递的信息非常明确，就是排除日本在朝鲜的势力，企图取得朝鲜周边的不冻港，建立俄国在远东的霸主地位。在错综复杂的国际背景下，日本陆军长老山县有朋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军备意见书，指出俄国的西伯利亚铁道计划将在十年后完成，那时日本的假想敌将不再是清国而是俄国，日本必须抢在俄国人之前在政治和军事上确保对朝鲜的控制权。为达到这个目标，日本有必要在清国领地内设立据点，日本需要合适的理由在军事上打击清国的军事力量。

清日出兵

19世纪末，朝鲜高宗皇帝李熙生性懦弱，国家政务的决策权被皇后闵妃独揽。在闵氏家族的政治下，朝鲜国政腐败，民不聊生；李氏王朝内部派系林立，盘根错节，清国派、日本派、俄国派日益动摇和肢解国家的权力。再加上外来势力的侵入和不平等条约的签署，使这个原本贫困的国家在内外多重压榨下更是雪上加霜，严重的内忧外患正在把李氏王朝推向崩溃的边缘。民众不满贫穷生活的现状，各地不断发生农民反对贪官污吏的抗争，顺应抗争民意的东学教在民间得到广泛呼应。

朝鲜东学教是教祖崔济愚独创的一种排斥基督教和儒教的民间宗教组织，教义传授每日吟诵13字祝文便能得到好生活，接受灵符祈祷就能去除病灾的说教。东学教虽然愚昧，但代表了民众渴望幸福生活的基本愿望，因此影响不断扩大。1864年，政府以异教邪说之名残酷镇压教会，处死了教祖崔济愚。二代教祖崔时亨继承先祖衣钵，在朝鲜南部重建教团，公开立帜为“教祖申冤”、“驱逐倭洋”，与官府抗争。1892年，东学教徒在各地广泛开展报恩集会，要求政府停止对东学教的迫害和镇压。1893年，崔时亨亲赴京城向国王直诉教祖崔济愚的冤罪，信徒在各国公使馆附近张贴斥洋标语引发骚乱。清国驻朝鲜钦差总弁袁世凯请求李鸿章允许镇压东学异教，李鸿章立即命令“靖远”、“来远”两舰开赴仁川，东学教妥协，骚乱得到和平解决。

1894年2月，全罗道古阜农民不满郡守赵秉甲的酷政，发动农民暴动，在东学教中坚领袖全琫准领导下，民乱从局部地域扩大到整个朝鲜南部。东学农民军声势浩大，打出“排斥洋倭、惩讨贪官污吏、还我民生”的旗帜，数月间发展到数万人之众。朝鲜宫廷接连收到紧急报告请求派官军镇压农民暴动，闵氏一族首辅大臣闵泳骏立即请奏国王发兵讨伐，遭到宫廷多数大臣的反对。有大臣上奏称：“东学党本系良民，因不堪忍受地方官的恶政而蜂起抗争，朝廷不应武力讨伐，应该采用招安之策平息暴动。”闵泳骏的意见被否决后，他秘密拜访袁世凯图谋对策。袁世凯认为，朝鲜兵队太弱，一旦败北，农民军就会侵入京城，那时就可能招致外国的干涉，必须及时援助朝鲜宫廷，尽快将农民军镇压下去乃上策。5月9日，朝廷不堪农民军声势压力，决定发兵镇压，任命兵使洪启薰为“招讨使”，率领京城兵800名前往讨敌。兵使洪启薰因在1882年“壬午兵变”时救助王妃避难有功，深得高宗和闵妃的宠信。袁世凯借给朝鲜官军一艘清国军舰“平远”号，加上朝鲜自国汽船“苍龙”、“汉阳”号，搭乘出征兵八百和野战炮4门，弹药140箱，从仁川出发赶往全罗道群山浦。然而，八百讨敌军面对数万农民大军尚未接战便丢盔弃甲，半数以上的兵卒临阵而退四散逃亡。

朝鲜局势日趋紧迫，袁世凯向李鸿章进言，东学党变乱有利于稳定大清国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清国出兵镇压乱党可以从政治和军事上加强对朝鲜的控制。5月26日，袁世凯会见闵泳骏，袁世凯说：“贵国南部局势严峻，实在令人担忧。”闵泳骏回答道：“上国小国之痛痒乃一体事柄，当下战端危机朝廷，全仰仗袁大人援助的好意。”袁说：“前日洪招讨使兵败，乱徒依然猖獗，贵朝廷中难道就没有其他将才了吗？”闵说：“虽选拔了精锐，但无法马上进剿，朝廷不希望与东学党决战，故陷入现在的被动局面。”袁说：“听闻贵国士兵毫无军纪不听从命令，将官怯战心虚，兵卒畏敌不前，与贼徒相对而不战，远隔十余里听闻有贼便驻足而逃，此乃讨贼乎？”闵无言以对。袁说：“如果我国用兵，只需5日便可荡平乱贼。”闵泳骏道：“贵国援兵之事还请袁大人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