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民意

1886年8月1日，清国海军提督丁汝昌，率领北洋舰队途经日本长崎港靠岸维修战舰。李鸿章想借此机会向日本国炫耀清国实力，借以打击日本的气焰。当时“定远”、“镇远”两舰是远东最强大的战舰，对日本朝野上下给予极大刺激，国内世论哗然。北洋舰队在长崎停留期间，发生了清国水兵与当地住民的殴斗杀伤事件，使日本民众对大清帝国产生强烈的厌恶情绪。清国舰队的来航加速了日本政府扩充军备对抗清国的决心，日本国民对清国大陆的关注度开始急剧增高。

清国作为朝鲜的宗主国，在朝鲜极力施加大国的政治经济影响，帮助朝鲜排斥亲日势力。1894年3月避难日本的朝鲜政治家金玉均，在清国上海遭到朝鲜宫廷派遣的杀手暗杀。朝鲜政府请求李鸿章将杀手洪钟宇和金玉均尸体引渡朝鲜，得到允可，清国派军舰“威靖”号专程将凶犯和灵柩送回朝鲜。金玉均的尸体被朝鲜凌迟暴尸于杨花津刑场，其家族也受到株连。金玉均事件在日本引发反清浪潮，5月20日，东京举行盛大葬仪，安葬金玉均遗发。清国政府在还尸问题上的做法，激起日本国民的强烈愤慨，征韩论、征清论的呼声高涨。日本历史上把金玉均事件与朝鲜东学教农民军起义，共同视为引发清日战争的直接原因。

清日两国开战后，日本国民对战争的关心度激增，各界报纸的新闻、社论、记事一齐转向战况话题，激发起国民对战争的狂热。报界派遣战地记者跟随作战部队和军舰观察战斗实况，随时传递前线的最新战报。日本国会在野党立即停止了对执政党的攻击，出现了平静的政治休战和一致对外的团结局面。会议通过了相当于日本两年岁入额度的一亿五千万日圆临时军费预算，其中一亿日圆额度以公债募集形式向社会筹集。社会名流福泽谕吉等人，在财阀和富豪中为募集公债奔走游说，第一回3,000万日圆的公债目标额，应募到7,694万日圆。第二回5,000万日圆的公债目标额，应募到9,027万日圆。民间各地及地方政府自发掀起征朝义勇军活动，相继组织了义勇队、决死队、拔刀队等团体，向政府请愿参加赴朝作战。8月7日，天皇颁诏：“各地臣民、义勇兵之团结，乃忠良爱国之举，朕至情尽知。然臣民应勤勉操守各自定业不可怠慢，朕之所望乃国民生殖之大要，实为富国强兵之源，今民间自愿义兵之举尚无必要。”义勇军“禁止诏”发布后，各地自发团体相继解散，但是国民的战争热情没有冷却下来。这支民间力量作为后备役被军队募集为军夫，十五万人规模的军夫大军，在战争中发挥了仅次于军队的重要作用。

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一直在努力推进公娼业的废除。随着战争的爆发，政府限制娼妓业的立场发生了奇妙转变。国家首次公开认可接受娼妓为战争的捐献金。娼妓作为国民的一员在国内掀起了为战争捐献的热潮，一些娼妓将多年积攒的储蓄自愿献给国家支援战争。在远征军集结的地方，云集了来自日本各地、自愿为士兵提供服务的娼妓。娼妓业主趁机大发战争财，募集了大量生活贫困的妇女加入军妓的行列。当时娼妓与妓楼的契约所得金增长到普通妓月薪15圆，美人妓月薪30圆的行情。旅顺口攻陷后，第一师团征集新宿十二家大妓楼的“奉公女”前往慰问，祝贺日军的大胜利，场面十分热闹。

清日战争日本获得全面胜利的重要原因，是全民热情地支持了这场战争，日本民众赢得了押给明治政府的战争赌注。可是彼岸的大清国，却在默默无闻的民意中揣摩战争，在战和间摇摆不定。国家靠增加税赋维持战争，甚至辄用国库巨额银两为慈禧太后修园子祝寿。战争对清国来说只是皇家的事，战败赔偿也是皇家割让自家私有的土地，由自家臣民缴纳的税赋来承担战败的责任。清国朝廷长期的愚民政策，是导致这场无民意支持的战争必然失败的根源。

清日两国宣战

清国光绪二十年、日本明治二十七年，公历1894年8月1日，清日两国在同一日宣战。日本政府的对清宣战书，先后做了六次重大修改，其中第三、四、五案中包括对朝鲜宣战的内容。但在此前的7月23日日军占领朝鲜皇宫，朝鲜傀儡政权同意日本的要求，将日本侵攻皇宫解释成两国士兵间的摩擦，偶尔发生的冲突事件。日本和朝鲜间的战争因此从宣战书中删去，宣战对象只剩下清国。

内阁针对宣战书中的开战日，是7月25日的丰岛海战日还是8月1日的宣战日，出现不同意见。如果宣布8月1日为开战日，8月1日以前海外出征的日本军人的军龄就无法加算，各种战争待遇抚恤也无法授予。大臣间最后的协调结果，决定以7月25日为实际战争爆发日，8月1日为清日战争宣战日。内阁最终通过的宣战书议案，由伊藤博文总理大臣和内阁诸大臣连名签字，提交天皇裁可，一场令全世界瞩目的亚洲两强间的战争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