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国近代军事变革的潮流中，缺少战略和战术意义上的远见，使清国在和日本的军备竞赛中逐渐落后。清国在引进西式武器过程中，没有章法、各自为政，进口装备种类繁多、五花八门，营中新旧兵器混杂情况严重。通过日本在平壤、九连城、缸瓦寨、辽阳、海城、牛庄、营口、田庄台等处的战斗中缴获的清军武器弹药统计可见，清军装备混乱状况十分严重。安徽廪生朱照在给张之洞的《上张香涛制府条陈平倭事宜书》中写道：“炮则有格林、阿姆斯脱郎、克虏伯、田鸡炮、开花炮等种，枪则有新旧毛瑟、林明敦并中国自制之快利枪，名色繁多，殆难指屈。夫枪炮一种有一种之弹药，即一种有一种之施放之法。弹药或误，则与枪炮格格不入，或大或小，或长或短，或松或紧，皆不适于用，则有器与无器等。中国海军兵轮所用之炮，如格林、克虏伯等，一艘必有数种，此炮之弹或误入他炮，则必不能开放；重新取易，愈觉劳费，迟误稽延，多由于此。陆营兵士或持毛瑟，或持林明敦，或持快利等枪，临阵往往有枪与弹不合之弊。盖由常兵入伍者多系椎野粗卤之夫，不能一一辨认；间有一二老于兵者，虽有认识，而仓促时或信手误携，贻害匪浅。况种类繁多，即营官、哨弁尚有不能尽识者哉。”亦有报告：“军内配备之马梯尼枪弹丸有四五种规格之多，制造局内尚存二十年前旧弹丸八十万粒，毛瑟枪弹丸六十六万粒，不合膛或失效弹丸高达百分之七十以上。”

清国军队不仅枪炮武器装备中存在诸多问题，在后勤、医疗、食品、输送等领域内的战争储备同样存在致命伤，很难应对一场近代战争。清国虽然兴建了亚洲最强大的要塞炮群，但海岸炮台只强调正面攻击力，而忽略后路防御。战争中，日军屡屡从后路迂回夺取炮台，轻易摧毁了李鸿章舰船和炮台相互庇护的作战构想。清国军队的军事改革只学到西方军事的皮毛，没有真正掌握近代西方军队的建军思想和原则，并因此在清日战争中付出了巨大代价。

大清王朝的统治经过二百五十年的兴衰起伏，清初的尚武精神已经所剩无几。朝廷唯恐将领拥兵自重，在军队中设立了文官和武官两重管理制度。武官的权力和地位被不断削弱，在朝廷中的地位明显低于文官。地方战略决策权掌握在属于文职系统的总督、巡抚手中；武官只是战术上的指挥官。战事发生时，各省总督临时任命调动将军参战，文武官员间经常出现作战思维和战法构想相悖的状况。李鸿章身为大清国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是政务官员；又是主理北洋外交事务的外交官，同时还担任对日作战的总司令官，国家政军体制混乱，这样的体制构造对一场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战争来说，无疑是有违近代战争规律的致命错误。

近代日本军队

兵役制

庆应四年（1868）日本国改元“明治”，开始了“明治维新”。维新政府下的各藩阀兵权奉还天皇，军队合编成明治新军，施行天皇赦令下的“国军”军政体制。明治维新废除了旧的士、农、工、商（四民）差别的封建制度，允许平民名前冠姓，允许平民居住、职业、结婚自由。军内长老山县有朋，倡导在“四民平等”原则下“全民皆兵”的建军方针。明治六年（1873）一月十日天皇颁布“征兵令”，将“四民平等原则”贯彻到兵役制度中，规定日本男性公民不论贫富贵贱、地位高低，都有为国服兵役的义务。日清战争中，日本皇室与国民履行相同的兵役义务，多名适合兵役条件的皇室成员入伍，参加了战争。

明治国家早期兵役制度，常备军三年（在营）；第一后备军两年（每年召集一次训练）；第二后备军两年（专务家业）。17岁至40岁男子中未服兵役者，皆为国民军（战争爆发时本地域内守备）。明治二十二年一月，为适应扩军的需要，发布了明治新“征兵令”。凡年满17岁至40岁的男性国民，有义务承担国家的兵役。兵役义务分四个阶段，第一“现役”，年满20岁者服现役三年。第二“预备役”，现役期满者服预备役四年四个月。第三“后备役”，预备役期满者服后备役五年。第四“国民兵役”，年满17岁至年满20岁以及预备役期满至40岁者为国民兵役。日本国民的兵役义务，现役、预备役、后备役、国民兵役，满期合计23年。1893年，日本修订战时兵役编制，现役、预备役、后备役，构成国军的野战部队、守备部队、补充部队的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