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美国必须要做的。我们必须在未来恢复元气。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尽管我们的政治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和令人不满的地方，政治依然具有重要意义。过去30年间，我们将所有的问题归咎于政府的时候，我们的心中已经忘却了共同繁荣、平衡增长、金融责任以及投资未来等美好愿景。因此，我们目前遇到了麻烦。

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7年零8个月间，我们的经济体新创造的工作岗位仅有250万个。后来出现了通货膨胀，家庭收入中位数比我离任时降低了2 000美元。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贫困现象加剧，因无力承担房贷而被没收房产的情况急剧攀升。房地产开发、消费者支出与金融几乎成为我们经济增长的全部动力，而这三大动力赖以维系的基础无不是信贷条件宽松与杠杆率高涨。制造业提供的就业岗位逐年递减。普通公民的收入水平偏低，而生活成本却在不断高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医疗成本的涨幅是通货膨胀率的3倍之多。因此，为了维持现有的消费方式，他们的信用卡都刷爆了。

从2001年开始，以小布什为代表的共和党政府上台之后，大刀阔斧地实行减税措施，同时大幅提高政府支出，结果导致财政预算严重失衡。20世纪90年代，国债占国家收入的比重已经从49%降低到33%，而这一比重后来却大幅反弹，在2010年飙升到了62%。20世纪90年代，消费者的债务与平均收入的比重为84%，而到了2007年，却飙升到了127%。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居民储蓄有所增加，一些债务得以清偿，但债务收入比依然维持在112%的高位。

美国以这种方式迈入21世纪实非我之所愿。我任总统期间，尽心竭力地使美国做好全面准备迎接新世纪。我着力创造就业，增加居民收入，减少贫困；着力改善空气、食品以及水的质量，并保护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着力维持我们在科学、技术、创新等领域的领先地位，并大力改善高等教育，提高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着力使美国认识到气候变暖的危害以及阻止气候变暖的益处；着力遏制核武器、化学武器以及生物武器的扩散与交易，打击恐怖分子，预防安全隐患，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改善美国安全形势。

我们在落实这些工作的同时，成功地将税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保持在20%以下，将政府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保持在19%以下。我离任之际，美国完全有能力再利用12~15年成为一个没有债务的国家，完全有能力处理好在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纷纷退休带来的问题，完全有能力进行必要的投资，使美国梦在21世纪继续熠熠生辉。

我也并非在每件事情上都是成功的，在尝试过程中也犯了一些错误，但总体来看，美国在21世纪前夕的情况比我任总统之前好了很多。我想，之所以能够取得这种大好局面，原因之一就是我们从一开始就找对了出发点，提出了一些正确的问题，即我们如何能够建立一个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国家与世界？我们如何才能调动积极因素以及遏制消极因素？如何摆正政府的角色？美国应该对私营部门做出什么期待以及如何促进私营部门的发展？如何推动自立国以来就发挥重要作用的民间社团等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我们在重申共同人性与共同价值观重要作用的同时，如何才能支持、培育并利用社会多元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