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当时面对巨大的政治压力，毫不畏惧，从容答辩。他写道：“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马寅初这种人格独立、思想自由、崇尚真理、求真务实的精神，正是北大人文精神的楷模。历史无情，真理终要大白于天下。“那种批判者们”许多都不在了，但马寅初却以百岁高龄，活到1982年。他亲见《新人口论》不仅得到平反，还成为基本国策。他终于带着欣慰的笑容，告别了人世。马寅初敢于坚持真理的风骨，崇高的人格力量和精神境界践行了他倡导的“牺牲主义”的北大精神，永远是北大人学习的典范。

北大人谈起著名的“未名湖畔三雅士”都是津津乐道而又肃然起敬。他们就是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张中行先生、金克木先生。季羡林先生是中国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作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季老著作已经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有24卷，内容包括印度古代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印度历史与文化、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佛教、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吐火罗文、散文以及梵文与其他语种文学作品的翻译等。

季羡林先生曾经说过：“文化交流是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人类必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不断前进，而人类进步的最终目标必然是某一种形式的大同之域。”对于东西方文化问题的争论，季羡林非常关注，也多次参与。对于人类文化，季羡林将其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以及传承自古希腊、罗马的欧美文化体系。前三者构成了东方文化体系，欧美文化体系则自成一体。

季羡林为东方民族的振兴和东方文化的复兴呐喊终身，他提出东西方文化的变迁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季羡林表达的是一种历史的、宏观的看法，也是对长期以来统治世界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积极反抗。季羡林在佛典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史、佛教史、印度史、印度文学和比较文学等领域，创获良多，著作等身，早已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中国东方学有季羡林这样一位学术大师，实为中国东方学之福祉，其学术成果更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同时，北京大学社会各界知名校友更是遍布全球，影响世界。作为中国最具精神魅力的学府，百余年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在北京大学薪火相传，构成一种恒远而不具形的存在。“科学与民主”早已成为这圣地不朽的灵魂。在北京大学学会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知识，感受更多的却是北京大学对一个人人格的熏陶，从这里走出的天之骄子无不具备“北大”独特的精神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