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版本的记载，你信哪个？袁世凯的《戊戌纪略》写于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9月29日，距谭嗣同夜访11天，距谭嗣同等六君子菜市口就义1天。也可能正是六君子洒血菜市口让袁世凯产生了动笔的念头。袁世凯信誓旦旦地保证过其真实性。梁启超的版本，当据谭嗣同转述，梁启超流亡日本后追记，且二十年后坦承他的《戊戌政变记》并非“信史”，因为“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矣”。有意味的是，后世国人与学者愣是不信这些邪，梁启超自己都说不真，我们偏要信；袁世凯口口声声保证真，我们偏不信。宁信梁启超的“感情”说，不信袁世凯的“真实”说。个中原因很简单，袁世凯称了个帝，就被世人认作大伪。世人的逻辑是，大伪之人必无小诚，所以，袁世凯即使说了真话，大家也不认的。现在经史学界多方求证，以下基本是共识了：一、袁世凯的《戊戌纪略》主要情节可靠，而梁启超有意隐瞒；二、袁世凯的《戊戌纪略》大多数的次要情节也可靠，仅在少数问题上有掩饰和美化。

学者的考据不再复述，单从情理上说，谭的行为就让人头大。相当于半夜来个阎王，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这且不说，只说一份密谕都不舍得给袁世凯看，只给人看了一份手抄件，人家凭什么信你呢？历史不能假设，若袁世凯真也跟着他们干了，那么结果只有这么几种可能：一、荣禄一方与袁世凯一方开战，混战N年，中国的军阀割据提前上演；二、维新派成功，大开杀戒；三、若按谭嗣同的设想，更吓人。前面说过，这个人的激进可能跟小时候遭遇后娘虐待有关。但是他的激进，也着实太那个了。给友人的书信中，畅想“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不如拿来“分卖”给英国俄国，省得他们争来争去的，咱中央还一直给这些地方倒贴钱。以上这些地盘“不下两千万方里”，如果每方里“得价五十两，已不下十万万”。那么得的钱，除了偿还日本战争赔款，“所余尚多，可供变法之用矣”。所以，大清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可能被他们卖得像日本那样变成一个小豆豆，从此走向富强之路。四、袁世凯成功，建立军政府国家。或者挟光绪以令诸候，我们河南地盘上，又出个曹操！

9月18日，光绪由颐和园回宫。这天晚上，两头都在发生严重事故。一边是下定了兵变的决心，且绑架上了袁世凯；一边是太后也突然决定，明天要进城，当然她的进城，并不是回宫，而是回西苑。西苑又称三海，即今天的北海与中南海，位于皇宫西侧。太后撤帘后，主要住颐和园，按惯例，如有特殊理由（比如看病危的恭亲王、咸丰与光绪的生日以及咸丰的忌日等）才回西苑小住。回西苑的原因，与袁世凯无关。老太后下决定的那会儿（按茅海建先生的考证，当是晚七点至九点），袁世凯正接待谭嗣同呢（按茅海建先生的考证，谭当是傍晚去，夜半回的）。太后回宫的原因，与御史杨崇伊的奏折有关，杨托庆亲王奕劻递上去的，时间当是9月18日下午。杨崇伊在折子中重点讲了这么几点：第一，珍妃老师、那个已革侍读学士文廷式及康有为等与海外乱党孙中山都是穿一条裤子的。第二，康梁搞的什么南北强学会、大同学会，诱惑士心。两月以来，乱更成法，罢免旧臣老臣。传说皇上要给日本的那个伊藤事权呢。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呢。第三，不知何缘，康被引入内廷。杨崇伊这条指责，含蓄地指向之前的诸多坊言，太后当然也会听说。比如康氏兄弟经常出入内宫，污秽宫闱了；康有为曾进药水，上服后性情大变，急躁异常，并在宫中设立礼拜堂啦等等。第四，皇太后，请您老人家即日起开始训政吧。慈禧知道光绪准备召见伊藤博文的事，而且有关重用伊藤的传说并非全是谣言，因为在此之前，已有一些官员上奏，认为中国没啥人才，旦夕也改不出啥成效。不如重用伊藤，既有利于我们改革，还有利于中日邦交，而且让这人帮咱跟其他国家外交，人家也当刮目相看云云。另外，在此之前，太后就听说了一个传闻，说康有为和总理衙门大臣主持外交的张荫桓已经跟日本人讲好了，由巡弋在大沽口外的日本军舰派兵进京，包围颐和园，劫持皇太后，送上军舰。据说这个计划需要得到伊藤博文的首肯，据说伊藤博文向张荫桓提出的条件是，中国皇帝在接见他时须亲口向他提出这个要求。这个传闻看起来有些邪门，世界上哪有这样公开搞政变密谋的！但是老太后毕竟是道上混的，特明白防人之心不可以没有，害人之心更不可以没有。何况甲午战前朝鲜就发生过类似的事儿，清政府直接把人家朝鲜摄政王大院君逮到了中国。再说了，老太后好歹也是读过些历史的，当年张柬之联合右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发动政变，逼武则天退位，迎中宗复位的故事，她也不是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