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认为，太后训政，跟伊藤博文关系特别大。怎么说呢？这事可大可小，就看你怎么考虑了。伊藤博文现在是赋闲的前日本首相、甲午中日战争时日方的当政者。在此之前，光绪除了召见内臣、接见外使之外，哪里接见过这等不伦不类的野花儿呢？而且光绪召见他，除了客气话，就说了一句“我中国近日正当维新之时，贵爵曾手创大业，必知其中利弊，请为朕详晰言之，并望与总署王大臣会晤时，将改革顺序、方法告之”。这句话呢，也可大可小：说小了，是向伊藤博文咨询，叫他做顾问呢；说大了，伊藤博文甚至可以做咱的客卿。那么除了光绪接见，伊藤博文还跟中国哪些高层接触，或者提供了哪些咨询呢？按伊藤博文的日记，9月11日入天津，13日荣禄招待。14日入京，张荫桓来访。15日拜见总署王大臣，访问李鸿章。16日，李鸿章来访，总署王大臣来访。17日，张荫桓设晚宴招待。20日谒见光绪。23日庆王奕劻招待，24日李鸿章招待。27日，王大臣招待。按伊藤博文的随员泰森二郎所记，9月15日那次，以庆亲王奕劻为首，以崇礼、廖寿恒、张荫桓为辅的总署王大臣们问了诸多问题。当奕劻对于日本维新表达了不耻下问的意思后，廖曰：变法图强，谈何容易，窃见革新之道，以循轨辙为道。伊藤博文对此表示赞同，认为改革得分个轻重缓急，详加规划，顺序以进。庆王问伊藤博文：你们的新，维得咋样了？伊藤博文回曰：维新开国，确非一夕之间可以成功者。国事既定，方针既明的情况下，初期顽固守旧者，与维新者，大约是对半分。渐次执行，利益渐明，以开明导顽冥，就跟霜雪逢旭日一样。廖寿恒说：我国改革之必要，如燃眉然。如今年老顽固守旧者概行罢斥，引进新壮洋务人才，你以为如何？伊藤博文曰：以学术、识见、经验言之，皆老成练达之士，不能易之。有关国家利益得失之举，尤应慎重周详，切忌轻躁之行为。若是老成练达之人适于佐助改革方针之确立，而盛壮气锐之士则擅事务之协理。变法须细细考虑，而非猝然急救，否则，乱阶将起。不管是光绪接见还是这次招待，真正的核心人物都是奕劻，他会原封不动地向太后汇报的。我觉得，真正打动太后的，应该是伊藤博文的这番话。当然，被打动的不只太后，据日方记录，这时候是括号：此时王大臣以下相顾而首肯。而老太后，恰恰是在光绪接见伊藤博文的第二天，发动的政变，当然我们还可以叫训政。根据事情的发展，我甚至可以推定：康有为约伊藤博文来给帝党做顾问呢，可实质上伊藤博文却给太后做了顾问。因为按照伊藤博文的意思，康党那种脱轨行为，早该有人出手叫停了！否则必将大乱。当然，政变之后，24日李鸿章招待的席间，伊藤博文的随员问康有为究犯何罪？李的回答是“无非煽惑人心，致干众怒”。伊藤博文回去之后，12月份的时候，宪政党设宴招待，伊藤博文在会上发表演讲，这才说了诸多实话：第一，中国的革新党，我早就料到他们不成，果不出数月。进锐速退，自然之理。第二，数几千年的文物制度，土风民俗，那可不是一朝一夕所能革动的。除非有英迈逸群之帝者出，才识卓拔之士为之辅。第三，以中国现在的情形，兵不备，政不修，府不威，不能保国，傻子都能看出来。能支撑到今天，实赖因循旧势仅维持政纲而已。而且也仅是维持目前，决不能长久。第四，中国现在连国内土匪都镇压不下，何能对外？这样一来，东亚局势就危急了。由此惹起各国之纠纷，诚恐不免波及于我。伊藤博文说得真准，比中国首相说得还准。更要命的是，伊藤博文也认准了，大清在列强面前做不到自立自保，搞得人家日本也不得安生，真不是个好邻居。打个比方，一个邻居，天天家里打架家外打架的，其他邻居怎么着也算倒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