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下午，袁回到天津。当晚去见荣禄，没谈几句，有客来，只得作罢。第二天，9月21日一大早，两人再次见面。袁世凯和盘托出，荣禄大惊。他们不心疼维新党，但是心疼皇上。认定皇上圣孝，实无他意，但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罪实在下，必须保全皇上以安天下。可是想来想去，实在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这就是所谓的袁世凯告密。据袁的记载，他始终不相信皇帝有废后的心思，全是维新人士捣的鬼。如果说康有为事后死不认账的第一动机是为了保护光绪，那袁世凯何尝不是如此呢？

同一天，慈禧太后训了光绪一顿，据私人笔记，训话如下：“汝之变法维新，本予所许，但不料汝昏昧糊涂，胆大妄为，一至于此。汝自五岁入宫，继立为帝，抚养成人，以至归政，予何负于汝？而汝无福承受大业，听人播弄，如木偶然。朝中亲贵重臣，无一爱戴汝者，皆请予训政，汉大臣中虽一、二阿顺汝者，予自有法治之。”另据更详细的私人笔记，太后令庆王、端王、军机御前大臣跪于案右，皇上跪于案左，设竹杖于座前，训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为！诸臣者皆我多年历选，留以辅汝，汝何敢任意不用？乃竟敢听信叛逆蛊惑，变乱典型。何物康有为能胜于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之法？汝何昏愦不肖乃尔！”皇帝不吭声，太后接着把怒气发泄到那一片王公大臣身上，曰：“皇帝无知，汝等何不力谏？以为我真不管，听他亡国败家乎？我早已知他不足以承大业，不过时事多艰，不易轻举妄动，只得留心稽查管束。我虽人在颐和园，而心时时在朝中也。我惟恐有奸人蛊惑，所以常嘱汝等不可因他不肖，便不肯尽心国事。现幸我还康健，心不负汝等也。今春奕劻再四说，皇上既肯励精图治，谓我亦可省心。我因想外人不知其详，并有不学无术之人，反以为我把持，不许他放手办事。今日可知其不行矣。他是我拥立者。他若亡国，其罪在我，我能不问乎？汝等不力诤，是汝等罪也。”刚毅这个马屁精抢先对曰：“屡次苦谏，多加谴斥。”其余大臣，有言谏过者，有沉默者。于是太后重新骂上了光绪：“变乱祖法，臣下犯者，汝知何罪？试问汝祖宗重，康有为重？背祖宗而行康法，何昏愦至此？”光绪似乎这时才缓过气来，回说：“是固自己糊涂。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国脉，通融试用西法，并不敢听信康有为之法也。”太后厉声曰：“难道祖宗不如西法，儿子反重于祖宗乎？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汝不知乎？尚敢回护也！”皇上魂飞齿振，不知所对，于是太后复厉声问：“汝知之乎？抑同谋乎？”光绪稀里糊涂地回曰：“知道。”太后曰：“既知道，还不正法，反要放走。”光绪顺口答曰：“拿杀。”看训话内容也可以证明，荣禄那边还没有告密呢。因为太后只埋怨光绪脱离旧臣尽信小人。这顶多是个维新是否有术、用人是否有度的技术问题，图谋太后之类政治问题，慈禧还仅是当作传言，没有当真。也正因为如此，太后在随后的行动中，仅有以下两项：第一，宣布重新训政；第二，下令捉拿康有为、康广仁兄弟。由此也可以看出，袁世凯根本没告密。因为太后既没有捉拿夜访袁世凯的谭嗣同，给二康的罪名也仅是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并其弟康广仁，均著步军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按茅海建先生的考证与推理，袁世凯训政之前没有告密，且太后本来预计21日回颐和园呢。但是在回颐和园之前，太后既听说了康有为根本没按谕旨离京赴上海办报，更风闻了康有为将有所发动的消息（康有为这个大嘴巴，还说弟子们笔墨不谨呢，事实上最不谨的恰是他本人，没有等到动手，他图谋太后的消息就传遍了京城）。于是她勒令光绪逮捕康有为，为光绪所拒绝。于是太后拿出杨的奏折，于是光绪请求太后训政，于是太后密诏崇礼捉拿康氏兄弟……。怎么说呢？我觉得这方面即使盲目相信茅先生，也不会错到哪里去的。茅先生推崇台湾的黄彰健先生，而我推崇茅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