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好作家应超越阶层身份局限

燕 舞：从总体上看，您的《山南水北》和李锐的新作《太平风物》以及林白去年的《妇女闲聊录》、何立伟的《大号叫人民》等都容易让我联想起所谓的“底层写作”。底层关怀能必然保证文学品质的提升么？

韩少功：一个好作家应该超越阶层身份局限。比如一个穷人作家，最好能体会上层人的苦恼，不能囿于阶级仇恨；一个小资或大富的作家，最好能关注下层人的艰辛，不能止于阶级傲慢。这就是所谓大心。在当前社会等级制趋势严重的情况下，有些人因事立言，反对拜金附势之风，提倡关注底层，应该是一种有益的提醒。

当然，底层并不是什么灵丹妙药，正如蔑视底层更不是什么灵丹妙药。从俄国文学的“人民性”到中国的“工农兵文艺”，好些底层文学也曾落入造神的陷阱。正如马克思所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统治的思想。很成问题的上层总是与很成问题的底层形成同构和共生的关系。因此，作家们关注底层，一要热情，二要冷峻，第三还要有写作的修养，不能把政治标签当饭吃。

燕 舞：您在《耳醒之地》中一句简单的文学化描述却让我异常震撼：“外来人看到路边有一堆牛粪，或者是一个田边的稻草人，会有一种发现珍稀品时的惊喜：这里有人！”这句话让我们体会到农村“空心化”之严重。在八景乡您发现农村比较值得关注的还有哪些问题？您认为什么样的对策是解决三农问题急需的？

韩少功：欧、美、日的农村和农业都要靠大量补贴才能维持，所以我们农村建设的近期目标，只能是缓解危机和遏止凋敝。至于把农业变成另一个朝阳产业，这样的目标还言之过早，也言之无据。但有些事情是可以马上做的，比如削减行政机构的供养负担、构建教育和医疗的公共福利，提供基础设施和技术支持，修复乡村文化和生态，等等。这至少可以相对减少贫困，也为大多数不可能被城市最终容纳的农民工，提供一个回流养老的安康之地。做到这一切，现在已有资金和技术的一定条件，事情主要取决于政府和全社会的政治决心。

田园是人们自我安慰的精神符号

燕 舞：《怀旧的成本》中，您有一个概括：“穷人爱上了富人的红砖之时，富人倒爱上了穷人的青砖；穷人吃上富人的鱼肉之时，富人倒是点上了野菜；穷人穿上了富人的皮鞋之时，富人倒是兴冲冲盯上了布鞋……”“城里人”或者说“富人”这种对乡村的亲近和好感似乎都是叶公好龙式的，他们只能在偶尔为之的“农家乐”郊游中领略一丝亲近大自然的快感，但他们是不能而且也不愿长时期忍受乡村生活的单调和清苦的。

近几年也不断涌现类似“农民幸福感高于城里人”的调查结果。您又怎么看？

韩少功：连我阶段性的下下乡也不易被理解，其实惠和乐趣总是被人百般疑问，你怎么能太相信有些人在装修和装饰里体现出来的田园向往？当然，即便是不能太当真的向往，也不是虚假的，是真实的一部分。这正表现了他们内心的矛盾，即一方面投入红尘世俗，一方面又向往脱俗世外。在这里，田园是他们自我安慰的一个精神符号。但有没有这个符号，还是很不一样。这正如罪犯有内心不安，与没有内心不安，是不一样的。

至于你说的幸福感调查，我没听说过。我只是有点怀疑“幸福感”是否可以被调查：以哪些数据作为依据？我从来反对神化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