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情况则与此不同。很久以来，我们就为无法在精神上融入革命洪流而忐忑不安。按照小波的说法，人人在衣柜里藏着一具骷髅，他的骷髅就是他自己。人是社会动物，有一种强烈的从众心理。心理上未成熟的孩子通常缺乏自信，一旦发现自己与主流思想格格不入，成了个异类，心中的焦虑可想而知。摆在他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公开自己的秘密，从此遭受公众唾弃，另一条是掩盖自己的内心，像间谍一样戴着假面作人。但这样一来，势必要终身当一个言不由衷的伪君子，交不到知心朋友，仍然违背融入社会的初衷。

在我们身上有两个严重的毛病。一是没心没肺，缺乏强烈的感情。在忆苦大会上人人涕泪滂沱，我的眼泪却不知在哪里，实在是尴尬得要命，恨不得自己抽自己的嘴巴。小波也有同样的问题，他说：“我个人的一个秘密是在需要极大快乐和悲伤的公众场合却达不到这种快乐和悲伤的应有水平，因而内心惊恐万状，汗下如雨。一九六八年国庆时，我和一批同学拥到了金水桥畔，别人欢呼雀跃，流下了幸福的眼泪，我却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下去。还有一点需要补充的，那就是作为一个男性，我很不容易昏厥，这更加重了我的不幸”。为了便于理解，这儿需要加入一点解释，就是那个时代的人，在见到伟大领袖的时候，最起码的要求是幸福至极，流下泪水，最好是幸福过度，昏厥当场。如果两者都做不到，就说明良心有问题。

第二个严重毛病是怀疑主义味道太重，喜欢格致物理，从不同的角度反复参验，务求万全，很不容易相信一件事情。这本来是一种笛卡尔式的哲学思辩精神。笛卡尔信奉严格的怀疑主义，企图从知识中排除一切可能的假象，最后找到了一个他觉得无法颠覆的事实，即“我思故我在”，并以此为支点建立起知识体系。他一定想不到他费了这么大劲儿才琢磨出来，自以为无法颠覆的哲学体系在后人眼里一文不值，只消用资产阶级四个字就可以轻易批倒。这一套东西虽然早已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但仍在我们心里阴魂不散。其结果是使我们无法像众人一样虔诚地接受主体思想，只能像自由电子一样在轨道外运行，成为革命洪流中的异类。我们心怀鬼胎，陷入深深的惊恐，不知道这样下去会落个什么收场。

当时，革命的重头戏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学校早已停课了，我们受到父亲的株连，当上了“狗崽子”，政治上入了另册。其实我们对政治并无特别的兴趣，但“狗崽子”的称号究竟是对自尊心的严重挫伤，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情。我们在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但头上的天空仿佛已出现了裂痕，整个世界因而变得残缺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