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传统的恐惧是礼崩乐坏，儒家文化便是从这种恐惧中产生的。创立这种恐惧的孔子，因年轻时身份低微和晚生了几年，并没有真正经历过周朝庙堂级别的礼乐，是一路问来的。可能人心里最美好的，就是晚一步没有赶上却又见到些许残存的东西，维斯康蒂和贝托鲁奇在资本主义时代缅怀贵族时代晚期，《豹》和《1900》，正是孔子心态。

每一个圈子，都有一个白银时代的梦，白银时代是人才济济，庸俗的势力没那么大。电影的白银时代是“默片末期”，当有声片即将发明，默片即将结束的时候，做默片导演的几乎都是英才，拍出来的几乎都是好片子，因为没有视觉才华的人几乎都被淘汰出局。

能选优的时代，肯定是好时代。而人类的大多数时代是保庸的，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果然有声片发明后，审美倒退了十年，电影口水化了，庸才们都回来了。

如果认同常规概念的“历史是由重大事件和恢宏人物构成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亚历山大·克耶夫认为历史即将终结。他虽然是个旅法的苏联人，但认为莫斯科系统和华盛顿系统本质上没有区别，都是单调推崇技术和生成庞大官僚。冷战消释文化，世界必将平庸。

以后，人类没有历史了，只有时间，所谓“度日”。

人总是要向前走的，但人有时需要往回走。武侠片便是满足“往回走”的需要。前途空洞无聊，起码过去还有些依凭。

武侠片如果要形成类型，先要建立自己的恐惧和救赎，不能再打打闹闹玩下去了。礼崩乐坏的恐惧，其实在中国导演里已有此先兆，如《喋血双雄》，杀手焦虑的是生存法则失控，个人才华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一流杀手被一帮庸才击毙。

孔子起码像别人评价王小波一样，是个内心优雅的人，王小波认为爱智慧是人活着的必须，受不了混淆是非的人，不管此人是主动混淆还是被动混淆。主动可恶，被动可悲。

孔子起码是这样——不奢求白银时代，但觉得张眼所见尽是庸人，自己也活得没意思了。看《论语》，不觉得他企图改变世界，觉得他只是想让身边少几个无趣的人。

恐惧文化消亡——这恐怕是一种比欧美灾难片高级点的恐惧吧，灾难片恐惧的是生存福利，《黑客帝国》充满福利转瞬即逝的伤感，革命者抱怨劣质咖啡，根据地模仿迪厅。

可能生活得丰衣足食，但文化消亡，人间变得无智无趣——武侠片应该怕这个。每一种类型片都有自己的知识体系，西部片是枪械知识和流浪技巧，爱情片是女性心理和家族文化（或阶级信条），武侠片应是礼乐。

礼乐是接人待物的规矩和生活的讲究，这些是武侠片历史上恰恰轻视的东西，如男人后面拖根辫子、额前留着分头或背头，男人见面除了会抱拳礼，站没站相、坐没坐相，德高望重者像美国黑人般说话时下巴一翘一翘，女人随手就拍男人胸脯肩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