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就“在反对五次 围剿 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进行总结，展开讨论。会议得出的结论是：博古的总结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会议认为：“不能粉碎 围剿 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即我们在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会议指出：“我们党正是由于军事指挥上在这个时期以及西征中是基本上错误的，因此在保卫苏区与顺利的粉碎五次 围剿 的意义上来说，以及达到西征军预定的湘西目的地来说，是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这就分清了反第五次“围剿”与长征第一阶段中红军战略战术的是非问题，指明了军事指挥上路线的错误。同时，遵义会议对军事领导上的严重错误又明确了责任：“扩大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的是Ａ、博、周三同志，而Ａ、博二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政治局扩大会议特别指出××同志在这方面的严重错误，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他对于华夫同志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上的错误以及军委内部不正常的现象，不但没有及时地去纠正，而且积极的拥护了助长了这种错误的发展。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同志在这方面应负主要的责任。”既然分清了是非，明确了责任，那么就势必要转变路线，变换领导。因此，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遵义会议决议》。为此，遵义会议在1月17日结束时作了下列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推选毛泽东为常委，从此毛泽东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这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件大事。

会议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这意味着将解除博古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而由洛甫接替。据遵义会议的出席者、时任三军团政委的杨尚昆回忆：“在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但闻天同志非常谦虚，再三推辞。毛泽东同志也说自己参加军事指挥较好。于是这个问题就搁置起来。拖了二十来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作出决定，闻天同志这才挑起这副担子。”

会议关于“取消（最高）三人团”的这一项决定，不仅撤销了博古对军事的指挥，而且正式撤销了李德的指挥权。这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的关系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以此为起点，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

遵义会议的胜利，是中央政治局和各军团领导同志一起团结斗争的结果。在这中间，“毛洛合作”起到了关键作用。对此，毛泽东多次给以肯定。毛泽东在1945年6月10日中共七大会上曾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 左 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张闻天延安整风时写的《反省笔记》中，对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毛泽东的功绩和自己的贡献，也曾作过评价。只是对自己贡献的评价太过谦虚了些。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