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实行“博洛交接”后，张闻天立即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当时必须立即作出回答的最为紧迫的问题：中央苏区的战略方针和组织问题。

经讨论作出决定后，张闻天立即于2月5日当夜以中央名义致电项英转中央分局，对他们2月4日、5日来电明确答复。关于战略方针，复电指示：“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对这一基本原则不许可任何动摇”；并指出：“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应，而目前许多庞大的后方机关部队组织及许多老的斗争方式是不适合的”。关于组织领导，决定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军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为主席。”这就改变了长征出发以来中央没有指示的状况，及时地传达了遵义会议的主要精神，指明了中央苏区的战略方针，任命了领导干部，重新建立起了新的中央与中央苏区的组织联系和领导关系。恢复受排挤的陈毅的军事领导职务，体现了遵义会议的精神。

2月13日，中央又给苏区中央分局发去长电，详告2月5日“决议详情”。在得到19日、21日项英报告具体贯彻情况的复电以后，23日，中央书记处复电项英转中央分局，详告执行中央指示中应注意的具体问题。由此，中央苏区开始实行战略转变，明确了坚持赣南游击战争的方向。

2月7日：作出“回兵黔北”决策

2月6日，军委纵队从高坎进至石坎子，7日到达大河滩。张闻天连续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土城战役失利的教训，讨论当前最为紧要的中央红军的战略方向问题。

会议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敌人已经加强了长江沿岸防御，并以优势兵力向中央红军围追堵截，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按遵义会议原定的渡江北上“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的计划“已不可能实现”。如不改变计划，红军势必在长江边上腹背受敌，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果断地决定改变战略方向，放弃在泸州、宜宾之间渡江入川的计划，利用敌人主力集中在川南一线，黔北比较空虚的时机，“回兵黔北”，“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

2月7日19时，中革军委在大河滩向各军团首长发出《关于我军向川滇黔边境发展的指示》，通报了“党中央和军委决定”：改取“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的方针。并命令各军团迅速摆脱四川追敌，改向川滇边的扎西地区集中。这一战略方向的改变，为使红军脱离当时的艰险处境争得了主动。

会议同时又讨论了红军部队“缩编”的问题。为适应当前战斗的需要，并充实各连队的战斗力，以便有力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便于连续作战，决定对各军团的战斗单位实地缩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