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于5月9日全部渡过金沙江，跳出了国民党几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行动的主动权。红军过江后直逼会理城下。会理县城有川军刘文辉部的一个师死守，又有西昌等地敌人增援，红军乃放弃强攻，只加监视。利用追敌近期无法过江的空当，部队在会理地区休整。5月12日，野战军司令部发布命令：“决在会理及其附近停留五天（15号止），争取在长期行军后的必要休息和补充”。转引自力平等著：《中国红军长征史》，中央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03页。

为了统一思想，肯定遵义会议以来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张闻天同毛泽东商议后，于5月12日下午，在会理城外的铁场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理会议。

参加会理会议的有：三人军事小组周、毛、王，朱总司令，政治局常委陈云，一、三军团司令员和政委林、聂、彭、杨。为防敌人飞机轰炸扫射，临时搭了一个草棚子做会场。军团负责人的地铺就打在这个草棚子里。喝水，吃饭，由中央队秘书长刘英带警卫员送去。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并作报告。报告大纲，张闻天在会前同毛泽东、王稼祥商量过。据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张闻天严厉地批评林彪等人对毛泽东军事指挥的怀疑、动摇是右倾。

毛泽东在会上驳斥了林彪所谓“走了弓背”的谬论，指出：“现在为了摆脱追敌不肯多吃一点苦，将来会吃更大的苦。” 毛泽东还指责彭德怀，认为林彪的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并说林的信，刘、杨的电报，都是右倾情绪的反映。

毛泽东发言中虽然没有挑明批评张闻天参与其事，但从话音中听得出来，毛泽东怀疑张闻天是同彭德怀结合在一起的。张、彭虽然内心觉得委屈，但大敌当前，团结为重，在会上、会下都没有争辩。彭德怀“作了自我批评，说：因鲁班场和习水两战未打好，有些烦闷，想要如何才能打好仗，才能摆脱被动局面。烦闷就是右倾。”彭德怀在会上“也批评了林彪的信：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则更不适当”。

会理会议开了两三天，最后由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作结论。据刘英：《难忘的三百六十九天》，见《刘英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4页。他肯定从遵义会议以来，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是正确的，批评了林彪反对机动作战、在部队中叫苦、甚至企图改变军事领导的错误。

会理会议还讨论了渡过金沙江后的行动计划，决定红军继续北进，渡过大渡河，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会议还任命刘伯承为先遣队司令员。

会理会议是长征途中的一次重要会议，其主要结果是积极的。

第一，通过会理会议，在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支持下，被四渡赤水之战的实践证明了的毛泽东在运动战中摆脱敌人重兵包围的方针得到了确认。怀疑或反对机动作战方针的错误认识和动摇情绪受到了批评。1935年10月15日陈云在向共产国际报告红军长征的情况时，讲到会理会议的意义时说：“这次会议总结并肯定了红军的领导是正确的。会议指出，新的领导班子指挥有方。”

第二，通过会理会议，遵义会议后确立的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这是同毛泽东军事思想为实践证明正确并通过争论得到确认分不开的。

会理会议在红军长征胜利以至中国革命胜利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从会理会议的进程可见，“毛洛合作”对这次会议的成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同时应该看到，会理会议也有着明显的不足，其斗争方式是不尽恰当的。

张闻天在《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中评价道：“会理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同当时干部中一些离心倾向及一些动摇情绪做斗争是必要的。但是我以为斗争方式还是过火的。因为这些同志的错误，实质上不过是个别的错误，只要加以适当的批评与解释，错误就会改正的，不必用机会主义的帽子去压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