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2日中午，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在夹金山、达维之间与红四方面军先遣团第九军二十五师七十四团胜利会师。第二天，野战军总司令部发出捷报：我四方面军“8号占懋功，昨12日南进到夹金山北，已与我野战军先遣兵团会合”。两个方面军的会合，标志着遵义会议决定的中央红军北上“渡过长江直接与红四方面军配合作战”的方针终于实现。6月15日，《红星》报发表社论《伟大的会合》。16日，朱、毛、周、洛复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庆贺两大主力的会合。18日，洛、毛、周、朱等会见李先念。李时任红三十军政委，率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攻占了懋功。

一、四方面军在懋功地区胜利会师之后，战略方针问题又尖锐地提了出来。

这时，蒋介石嫡系薛岳等部在后面追赶红军，已占领夹金山以南地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深知南面有敌重兵把守，向南已不可能。敌人在东边已集结130个团，向东过岷江取成都也已不可能了。向西是茫茫草原，且为少数民族区域，条件更加恶劣。只有向北，北上川陕甘，那里人口稠密，经济较好，便于红军扩大、发展。因此，党中央确定的方针是北进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进而占领川陕甘。张国焘提出：西进西康、青海、新疆，到“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区域发展”，或是向南，“直取成都，出长江，打到武汉去”。两种方针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一起，通过电报往来，同张国焘磋商，耐心地交换意见，希望他改变主意。

6月16日凌晨2时，朱、毛、周、洛联名致电张、徐、陈，对张国焘6月2日、6月12日两次电请中央“飞示以后行动总方针”，即告“今后两军行动大计”，作出答复，提出：“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陕甘川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电文并提出，目前坚决打破敌人新的大举进攻，“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坚决的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毛泽东、张闻天等不同意张国焘的西进方针，明确指出：“以懋功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至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敌如封锁岷江上游（敌正进行此计划），则北出机动极感困难。因此邛崃山脉区域只能使用小部队活动，主力出此似非良策。”张国焘完全不考虑中央意见，坚持他的西进或者南下的方针。

6月18日晚21时，洛、周、朱、毛联名急电张国焘等，答复17日张国焘的回电。针对他的错误主张，指出：“目前形势须集中火力首先攻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的枢纽。”电报向张国焘说明，“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着”，要他即下决心北上。6月20日凌晨4时，洛、朱、毛、周再次联名致电张国焘，分析北进、西移及向川西南三种方针的利弊，再次否定西移方针，力主北进，并邀约张国焘“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这时，张闻天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都在懋功。他们在6月17日凌晨由新寨子出发，翻越了夹金山，下午至达维宿营。18日凌晨又从达维出发，午后抵达懋功。红四方面军总部设在理番县的杂谷脑镇（今理县县城）。张国焘在茂县。为了解决意见分歧，统一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两河口开会，商决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

张闻天于6月23日到达两河口，住在当地的一座关帝庙里。为了统一认识，把这次会开好，他于6月24日在这里写了《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一文，立即在当天出版的《前进报》（油印）第一期上发表。一军团政治部在25日又翻印发给干部学习。

张闻天分析了一、四方面军会合这一伟大胜利的意义：“使过去在两个战线上分开行动的两大主力现在完全放到党中央与军委的统一指挥下”，“造成了实现我们在川陕甘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的可能。”同时指出，现在两个方面军所在的松（潘）、理（番）、懋（功）等县地形上不利于作战，物质给养非常困难，而敌人正使用全力把我们“封锁”在这一地区，进而逐渐压迫到西康与青海草原地区，所以在这里“长久的停留”或“西进”青、康，正符合蒋介石的封锁政策，“对于红军极不利”，从而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

那么，怎样才能使两大主力会合后造成的在川陕甘建立苏区根据地的“这一可能变成实际”呢？张闻天认为，战略方向上应该是“北进”，而关键的战役任务是“夺取松潘”。他指出：“我们现在必须集中我们的全部力量，首先突破敌人北面的防线，将红军主力转入川陕甘的广大地区内寻求在运动战中大量地消灭敌人。因此夺取松潘控制松潘以北的地区，消灭胡宗南的部队，目前成为整个野战军与四方面军创立川陕甘新苏区的最重要的关键，也是目前我们红军的紧急任务。”

张闻天的文章还论述了在创立川陕甘根据地的过程中争取“决战胜利“的战略意义和“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原则。他写道：“我们现在还处在从无后方的游击战，转变到有后方的运动战的时期。转变的决定关键，完全依靠于决战的胜利。只有决战的胜利，我们才能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川陕甘三省是一块很广大的地区。在取得松潘之后，我们或将首先取得甘肃东南或川北一部分地区。到底在川陕甘哪一地区开始创立根据地，就决定于当时的敌情，与我们同敌人作战的胜利与胜利的大小。为了寻求运动战消灭敌人，红军主力常常不能停留在已经开始赤化的地区内，而需要转移地区。但这种转移的目的是为了寻求作战，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而转移的范围，也就在川陕甘范围内。”张闻天还针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不点名地批评了“避免战争”的“逃跑主义倾向”。他说：“如果在目前情况下，我们仍旧以到达某一地区为我们行动的中心，实际上就是要避免战争，放弃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任务，而变为无止境的逃跑。”他提出：“必须同这种逃跑主义的倾向做坚决的斗争。”

张闻天《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这篇文章为两河口会议决定北上的战略方针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在红军长征的历史上，这是最早的一篇系统阐述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明确批评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的文献。

张国焘从茂县经汶川、理番到达两河口，已经是6月25日下午了。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几十人走出住地远迎，并开了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大会。毛泽东致欢迎词，张国焘致答词，气氛热烈、欢欣。

6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两河口一座喇嘛庙里召开，集中讨论目前战略方针。会议由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主持。周恩来在会上作了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阐述必须北上到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理由，提出为了迅速打击松潘的胡宗南部，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与会者都赞成北上方针，张国焘发言也表示同意。

张闻天在周恩来作结论之前发言。张闻天作风民主，他主持党中央工作以后，改变了过去总书记个人专断的作风。政治局会议就某一议程讨论时，通常由分管这项工作的政治局常委或政治局委员作“报告”和最后的“结论”，主持会议的总书记张闻天常常在听了报告和讨论之后、作结论之前发言，这种发言自然带有总结的性质。他在两河口会议上的发言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