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议》提出12项“目前的中心工作”，包括了军队建设、少数民族工作、白区工作、地方工作、保卫工作、组织工作、苏区工作等各个方面，是执行上述战略方针和原则的具体任务和措施，也是对以往斗争经验的概括。

《决议》指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占领华北，造成 华北国 的实际行动”，却未能再前进一步，指出由此带来的国际国内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巨大变动。《决议》维护了《遵义会议决议》和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却仍然没有认识到四中全会以来政治路线的错误，还要求学习五中全会的决议。所以，从总体上它还未能及时地开始从土地革命与苏维埃运动到民族革命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转变。这一重大转变，还有待于由于日本侵略的加剧而引起的民族危机的更加深重，有待于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的推动。就在《沙窝会议决议》形成前不久，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写出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历史造成的这种认识落后于形势的局限当然是不应该苛求的。聚集在沙窝的毛、洛、周、博等党中央领导人正倾注全部精力解决最迫切的关系到红军的生存和发展的战略方向问题，正在为团结张国焘、率领红军冲破重围、北上创立川陕甘根据地而努力，长征的环境也使他们无法了解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沙窝会议决议》存在的不足与局限，丝毫不影响其积极意义和历史地位。

沙窝会议的第二项议程是组织问题 “吸收四方面军干部参加中央工作”。张闻天代表政治局提出预先经过磋商的名单，提升三个正式中央委员：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三个候补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两位同志进政治局：陈昌浩为政治局正式委员，周纯全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对这个名单，张国焘不满意，说：在坚决提拔工农干部上还可以多提几个人嘛！

毛泽东回应他说：四方面军中有很多好的干部，现在我们提出这六位同志，是很慎重的。照党章规定，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委，现在是在特殊情况下才这样做的。其他干部可以更多地吸收到各军事、政治领导机关工作。

张国焘又迂回曲折地从另一方面提出要求：本来我们的意见，要提这几个同志都到政治局的，这样可以提拔工农干部，他们有实际经验，又可以学习领导工作。

毛泽东既肯定“国焘同志的意见是很好的”，又一点不松口，说四方面军的好干部“将来很可以吸收到中央机关及其他部门”。

8月6日的会议主要在这个问题上争来争去。毛、洛等看透张国焘的用心，是企图形成多数来控制党中央（这当然只是张国焘的一厢情愿。事实上沙窝会议吸收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同志大多数是党的好干部而不是张国焘的人），所以在增加中央委员的人数上毛、洛口径统一，维持原议。但为了从大局出发，尽一切可能同张国焘搞好团结，在组织问题上还是作了一些让步：最后决定进政治局的两位同志都是正式委员。在组织问题上，还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由周恩来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兼政委；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由陈昌浩任主任，周纯全任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