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谁的过失？”[1]这样一种比较视野的纳入，当然很有参考价值，但中、日近代留学史的成绩或许还有待“百年之后论高下”。毕竟，一时之权力得否，不能作为终极评价的客观标准。我们承认这样的事实， “当山县有朋创建帝国‘皇军’的时候，伊藤博文负责制定宪法，他的幕僚班子和山县有朋一样挤满了归国的留德学生和德国顾问”[2],可问题是，这样的一个留德群体，最后将日本带向了何方呢？

要知道，“世界上没有任何文化能够不随时吸收外国因素而可维系不坠”，诚哉斯言！可具体言之，对外来资源究竟是“全盘照搬”还是“批判接受”，这是事关根本的大问题。中国文化之所以博大浩瀚，并成为世界史上唯一一个作为古国而未曾中断的伟大文明，就在于其兼收并蓄、博大能容。诚如蒋梦麟所言，“事实上正因为她有伟大的吸收能力，中国才能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历经沧桑而屹立不坠”[3]。可这样一种吸收能力是如何表现的？它究竟有无特定的规律可循？对当下的中国发展进程来说又有怎样的资鉴意义？若要探讨这样一些本质问题，留学史无疑提供了最佳对象。

自舒新城1928年出版《近代中国留学史》以来，中国的留学史研究可谓勃然而兴；尤其是1980年代以来，国内对留学史的研究显然更上台阶，不仅论文数量众多，而且出现了较有分量和深度的著作。对此领域作出贡献的学者来自各个学科，不仅基本的史实得到梳理，而且也开辟出很多具体而深入的论题；但此种研究，往往更多关注留学生归国之后的影响与贡献。这无疑是正确的，但留学生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其留学背景，舍却对其留学经验的深入考察，则异质文化碰撞的具体镜像无从呈现。而留学生在现代中国的角色呈现又是如何与其留学背景（兼及学术与整体）产生深层的思想关联，更是值得具体探讨、很可能生发出思想史研究新义的最佳命题之一。

可喜的是，外国学术语境里对中国留学史的兴趣与贡献也同样令人刮目相看，不但实藤惠秀写出了那部被费正清誉为“资料及例证极为丰富之作”兼“广泛而先驱性的拓荒工作”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4]，而且德、法、美等国学人在相关领域也各有贡献，诸如韩尼胥的《1860—1945年中国留德学生的历史和影响》、Stacey Bieler的《“爱国者”或“叛徒”——中国留美学生史》[5]、森时彦的《留法勤工俭学小史》等[6]，当然其中也不乏华裔学者或留学生的身影，如汪一驹的《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7]、王枫初的《移民与政治：中国勤工俭学生在法国1919—1925》[8]、 Ye Weili的《以中国的名义寻求现代性：1900—1927年的中国留美学生》[9]，孟虹的《中国人留学德国教育（1861—2001）》等都是[10]。作为一种明显的跨文化群体的研究，在日、法、德、美等不同的学术语境里，虽然都关注的是中国人留学史，却显然更注重留学国文化的重要性，这方面是很可与国内学者的视角成“相辅相成”关系的。

既然如此，我们仍不禁要追问，在这样一种整体性的学术史反思视域中，推出一套“留学史丛书”，其意义究竟何在呢？一方面，我们当然是要引进世界学术范围内的他山之石；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能“推陈出新”，为汉语学界进一步推动留学史研究助一臂之力。具体言之，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尝试，能够兼顾以下几个视角：

一是中国与世界。我们不仅要探索以自身为主体的历史，同样也要关注作为世界文明整体的助推器的世界留学史研究。当中国正在经济、政治诸方面崛起于世界，世界也在以一种超常的眼光期待中国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