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昔日，当日本军侵占中国期间，日本知识分子往往以“研究”为理由，不须向中国政府申领入境签证，便可渡海昂然进入“敬爱的中国”；而研究费用，实际上是曾经镇压义和团运动的日本政府从中国敲诈得来的“庚款”的一部分。

日本侵略军以查禁“危险文书”为借口，从中国沦陷区各大学抢夺大批图书杂志，运回日本。我对这种行为，虽也表示愤慨，但仍以“整理”为名，接受了一些资料。我当时曾以早日完成自己编纂中的《中国杂志创刊目录》的理由来自解。今日细思之下，这真是无法无天的罪行啊!

上述的事情，我在“后记”中都有所叙述。可是，在当时尚未理会到问题的实质。如今反省起来，才知道这是最羞耻不过的事。我当时虽没有参加武装侵略中国的行为，但自己心中却已默认了这些行为了。这真是一个不能饶恕的念头。

我当时的想法是：整理好这批杂志，编一个总目录(这已成为事实了)，其中完整的一批，当然是留在中国。其余剩下来的一部分，就希望带给东京的中国综合研究所，使之能在日本保存下来。再剩下来的一批，就想放在早稻田大学。

这简直是无礼之至!这简直是强盗行为!

在战后的岁月，学生们都说我对中国一边倒，家人都以为我是个中国狂热者，我也相信自己是少数敬爱中国的日本人士之一。

如果是真正的敬爱中国，那么当自己的同胞亮出军刀，在中国土地上大肆暴虐的时候，自己又怎能到中国趁火打劫呢?作为一个敬爱中国的人，又怎么可以把中国的贵重杂志带返日本呢?在敬爱的友人家中，未得友人的许可，便借口说要研究其家传而把大量文献夺走，天下间哪有这样的道理!

唉!我自己当时的潜意识其实与“一般日本人”并无多大的差异。这都是明治以来蔑视中国的教育所造成的恶果。这些事，直到最近我才完全觉悟过来。我知道即使我合着双手，叩头向中国朋友拜歉再三，也不该被饶恕的。

最后，关于本书中译出版的经过，我想也值得向读者说一说。远在1960年，当本书初版的时候，有一位香港的中国读者来信请求我授权翻译本书，我当时提出了两个条件，要求他能做到：

1. 本书要在中国内地出版；

2. 脚注要全部译出。

这位先生后来没有回音，中译的事便搁置了下来。

1968年秋，谭汝谦先生来日本留学，京都大学岛田虔次教授介绍他与我认识，我知道他当时很有诚意翻译本书，而且已经译出一些章节。1973、1974年间，林启彦先生为研究留日学生问题，亦到日本搜集资料，我们因此有缘缔交，林先生亦向我表示了翻译此书之意。我对他们同样提出上述两个条件，而他们均未置可否，想或被我难住了。1977、1978年间，我忽然接到谭、林两先生来函表示计划合译本书，才知道他们原来一直未忘怀这件工作。并且，我还知道他俩不仅是同道中人，且在同一大学工作，但是到合译计划决定之时，才彼此知道对方过去和我结交这段往事。我当时虽很高兴，但仍半信半疑，我想他们能不能做到十多年前我提出的条件呢?料不到两年之后，他们两位已把本书全部译出，而且还很细心地订正原书不少错误的地方，对附注的处理，可以说比原书做得更周到。起初，这个中译本只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翌年，中文大学出版社知道我的意愿，便与三联书店北京总店签订协议，由三联书店出版中国国内版。

至此，我的两个愿望全部实现，看到本书能和广大的中国读者见面，我真有说不出的喜悦。

实藤惠秀            

1980年7月10日于东京，时年8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