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难为情地笑了笑，把帽子放回茶几上，又在他身旁的沙发上坐下来。

“我没理由不盲目地信任你，只是如果我对整件事一点头绪都没有，我也帮不上你什么忙。比如，我得知道你那个弗洛伊德·瑟斯比是什么来头。”

“我是在东半球认识他的。”她缓缓地说，低头看着自己的一根手指，那手指正在他们中间的沙发上来回画着8字。“我们上周从香港来这里。他……他承诺过要帮我。他欺负我孤立无援，只能依赖他，所以他背叛了我。”

“怎么个背叛法？”

她摇摇头，不说话。斯佩德不耐烦地皱起了眉头，问：“你为什么要找人跟踪他？”

“我想知道他把事情进展到什么程度了。他连住在哪里都不让我知道。我想查出他在做些什么、见些什么人，这一类的事。”

“阿切尔是他杀的吗？”

她惊讶地抬头看着他。“当然是了。”她说。

“他挂在肩上的枪套里有把鲁格。打中阿切尔的那把枪不是鲁格。”

“他的大衣口袋里有把左轮枪。”她说。

“你见过？”

“哦，我经常看见。我知道他那儿总放着把枪。我昨晚没看见，但我知道他的大衣里一定有枪。”

“带这么多枪做什么？”

“他靠这个吃饭。在香港流传一个故事，说他是给一个被迫离开美国的赌徒做保镖才来到东半球的，后来那个赌徒失踪了。据说弗洛伊德知道他失踪的真相。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只知道他总是全副武装，睡觉的时候床周围一定要铺上揉皱的报纸，这样就没人能悄悄进入他的房间。”

“你挑了个好伙伴。”

“只有这种人才能帮到我，”她简洁地说，“如果他忠心的话。”

“是的，如果。”斯佩德用拇指和食指捻着下唇，阴沉地看着她。他鼻梁上方竖着的皱纹更深了，两道眉毛拧到了一起。“你的处境到底有多糟？”

“要多糟有多糟。”她说。

“涉及人身安全？”

“我不是什么英雄好汉。我觉得没什么比死更可怕啦。”

“有这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