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图书馆来看书的人非常多，像我们在南院的，饭都吃不完，就赶紧丢了碗，来占位子。队排得很长，但是经常还占不到位子。占不到位子怎么办，只好到茶馆里面，蹲茶馆，去做作业，去看书。

——云南师范大学原党委副书记许珍

联大中文系学生汪曾祺，后来回忆说，“图书馆座位不多，看书多半在茶馆。昆明街头的大小茶馆，竟成了西南联大为数众多的图书馆的分馆”。

当时物质条件确实非常艰苦。林语堂先生从美国来到昆明，参观了西南联大，他说他看了西南联大的师生学习、生活情况后，感到“西南联大物质生活不得了，极其艰苦，但是精神生活，了不得”！

——云南师范大学原党委副书记许珍

“刚毅坚卓”，是西南联大校训。在北大历史中，西南联大八年，是杰出人才出炉率最高的时期。这大概是“家贫出孝子，糟糠养贤才”的道理。

那时候，昆明也乱，轰炸、搬家是常事，但国难当头，大家都很努力。当时联大有首校歌，我们每一个学生都很熟悉，而这首校歌的确是激励了我们。歌词中有这么几句：“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

——北大地质系教授董申葆

西南联大物理系学生杨振宁，后来回忆说，西南联大四年，给他影响最大的，是物理系的两位教授--王竹溪和吴大猷--他说，当年的课堂笔记，现在仍然有用。

当年西南联大学生上课时候用的课桌椅，大家都称它为“活腿椅”。但是就在这破桌椅上，西南联大培养了一大批的科学家。比如杨振宁、李政道、两弹元勋邓稼先、历史学家何炳棣、物理学家丁肇中等一大批世界有名的科学家，也培养了一大批解放后各条战线上的领导骨干，有的还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这些人，就是坐在这样简陋的“活腿椅”上，完成了学业。

——云南师范大学原党委副书记许珍

西南联大的本科生，是三校合一，不分彼此，但研究生院，各自独立。1938年，任继愈考取北大研究生院的文科研究所，成为大哲学家汤用彤教授的得意弟子。

我觉得北大有个好的传统，那就是相信同学自己的能力。好多课程不是把着手教的，而是自己读，自己看。这个很有好处。而且老师也不鼓励死记硬背，死记硬背答的卷子，分数都很低的。西南联大的文科研究生有李赋宁、王瑶、季镇淮，理科研究生有钱伟长、邓稼先、朱光亚、董申葆。

——国家图书馆原馆长任继愈

70岁的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半导体所原所长黄昆教授，当年在西南联大，是吴大猷教授的硕士生。

西南联大从学术方面来讲，还是比较强的。我记得我后来到英国读研究生时，与其他同学比较起来，我明显比他们基础要强。虽然我是去读博士生，从我实际的情况看，甚至已达到博士后的水平。这就完全反映了当时西南联大在学术方面深厚的底蕴。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所原所长黄昆

1945年，黄昆考取中英庚款董事会资助，去英国利物浦大学读博士，还娶了一位英国太太。

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为联大纪念碑撰写了一篇碑文，中文系主任闻一多为它刻下篆文。1978年，杨振宁回到这里，一边唱校歌，一边打拍子。他告诉众人，回母校，唱校歌，是他三十年来梦寐以求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