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如月有阴晴圆缺一样，人脸的表情也分喜怒哀乐，各有不同。脸色是内心的表达，是心情的晴雨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脸色，是因为心事不一。

在古代，为人处世，需要应付各式各样的人，所以只会一招是不行的，必须做到红脸白脸都能唱，也就是能文能武，能屈能伸，既刚柔相济，又恩威并施，相互包容，各展所长。

《菜根谭》说：任何一种单一的方法能解决的只是与之相关的特定问题，都有无法避免的副作用。对人太宽厚了，则无法约束，导致无法无天；对人太严厉了，则万马齐喑，死气沉沉。有一利必有一弊，难以两全。

高明的人深谙此理，为避此弊，无不用红白脸相间之计。有时两人搭档合唱双簧，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有更高明者，可像出色的演员，依据角色需要变脸谱。

东魏独揽大权的丞相高欢临死前，把儿子高澄叫到床前，告诉他能与大患侯景相抗衡的人才只有慕容绍宗。高欢说：“我故不贵之，留以遗汝。”当父亲的故意唱白脸，做恶人，不提拔这个对高家大有用处的良才，为的是把好人留给儿子去做。

由此看来，要善于转化脸色，不仅要有丰富的阅历，还要有高深的技巧，想要熟练演好它需要花很大的工夫。从上面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善谋事者，总是不断地依据形势的改变而变换脸色，以便应付各种可能出现的特殊情况，这种变脸角色，令人想起川剧变脸，那急如闪电的改换面具的招数令人拍案叫绝。如何变脸才不为人察觉，这的确是一门学问。聪明人的脑中自有一套功夫。

喜怒不形于色，始终保持淡然的神态，不具备一定的知识和阅历的人，尤其是刚刚步入社会，还不成熟的人，是难以做到的。

从情绪中把喜怒哀乐抽离出来，你便可以理性、冷静地看待它，思索它对你的意义，进而训练自己学会控制喜怒哀乐，做到喜怒不形于色，让人不会轻易读懂你，你肯定不会吃亏。

西汉时的王福，是孝文帝皇后弟弟的儿子。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他被封为魏其侯，他喜欢蓄养宾客，天下的游士都依附于他。当时，桃侯赵念被免去宰相的职务，皇上准备任用王福。太后多次向皇上提出：“魏其侯喜欢沾沾自喜，行为不定，难以担当得起宰相的重任。”于是最终没让他为相。

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河南有个叫张显连的人有精神病，总是乱讲一些妖言，皇帝下令大理丞相魏公权去调查此事。魏公权察访后上奏折说张显连确实有病，而且有检验结果，不应当抓起来。后来有人上书弹劾魏公权，说他是建州人，而张显连的哥哥张好凡是建州刺史，所以说是魏公权讨好顺从他，考察之情也不会是实事求是。皇帝非常愤怒，下令把魏公权杀了。后来才知道魏公权是冤枉的，皇帝暗地里很懊悔。

因为自己一时的怒气，不详细核实，不作认真详细的调查，就草菅人命，唐太宗也过于草率了。这是不忍怒气的后果，人一发怒，因为一时的激愤，做事就有可能过火，当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已经为时太晚。就在同一年里，又有一次，唐太宗又因为襄州刺史钱亮明文武双全，刚正不阿，征召他进朝廷，告诉他：“很久没有适当的人去管理交趾了，现在需要你去镇抚。”

钱亮明行礼感谢后出来，不久就感到后悔，他托病推辞。皇上派孙振余等人宣读诏书，钱亮明坚决推辞，皇上很生气，说：“我派人都派不出去，还怎么处理政务？”于是下令把他杀了，但很快又感到后悔。魏征对他说：“齐文宣帝要任周峰为惠州长史，但他现为光州刺史，他不肯去任惠州长史。文宣帝气愤地责备他，他回答说：‘我先任大州的官职，只有功绩而没有犯罪，现在却让我担任小州的官职，因此我不愿意去。’文宣帝就饶了他的死罪。”唐太宗说：“钱亮明虽然有失臣子的礼义，但我也不应该杀了他，由此看来，我还不如文宣帝呢。”马上命令追复钱亮明荫庇子孙任官的权利。

唐太宗意识到了自己做事因怒不忍，过于急躁，接连杀了两位臣子，感到十分悔恨。尽管他知错能改，但毕竟有些事情是无法弥补的。正是由于怒能造成严重的危害，因此古今中外许多人都花力气去研究制怒的办法。很多人发现制怒的唯一良方是忍。在通常的情况下，抑制愤怒情绪的发作，对自身健康有利，对团结他人有利，对相安和谐有利，对社会安定有利，对事业发展有利。纵观天下，成大事者都是喜怒不形于色之人，一时的气怒，不仅伤身，还会为日后成大事设下重重“关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