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健君：电影中在视听语言方面，我觉得那场卖淫小姐与两个合谋杀手逛街，背景是陕北小曲的戏异常动人，这小曲本来是描写男女之间甜美的爱情，却让人感受到一种死亡迫近的悲哀与痛楚。全片基本全是采用非职业演员，他们这种本色出演，忠实呈现生活状态的效果也成就了本片的质朴而动人的风格，比如三轮车在公路上行驶的戏就多次长时间出现。在指导表演方面，你觉得有哪些切身的感受呢？

王超：我在延安那个闲人广场转悠，就想找真正的非职业演员，找了几拨，也拍了照片，后来觉得第二次再找说说戏吧，就找不着了，特别的散漫。后来我们就有幸找到了延安的合作者，延安的副导演，他说他家亲戚是延安的说书剧团的。这些人不唱戏的季节都是农民，唱戏的季节就组成一个小团体，开大巴到各村镇演出，我觉得他们很有质感，也是民间的演员，对演戏这件事情还算是熟悉，同时又有活生生的生活气息。后来就整个跟他们团合作，这几个演员都是他们团里的人。包括演出方式也是，要知道我当初就带了9 页纸，那么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我就说这一场我在剧情的关键部分的一些台词你们一定要说出来，但是前后左右周围的这些，你们敞开说，但是说的过程中不要忘记把剧情当中几个关键的地方说出来，并且是方言。所以说他们会觉得没有压力，会觉得是在唠家常，只是不要忘记要遵循的几个点，用这种方式，所以说真的是一次无差别的表演。对于我来说也是一次新鲜的尝试，因为大家知道我原来的片子对演员的控制是极强的，《安阳婴儿》甚至是数着节拍来演的，这次如果说有变化，在艺术上最大的变化是对演员的控制。

宋健君：你这个创作班底里多数都是做纪录片的，他们本身的视野和感受是不是对你有很多启发？

王超： 我觉得电影应该是属于年轻人的，尤其是独立电影。西安的几个做独立纪录片的年轻人对电影本身的这种热情，对电影的自由的向往，激励我这样一个老独立电影工作者，尤其是在10 年以后还能再从起点出发，和我遇到的王杨、闵韬、陈晓松、雷晶晶，他们的热情，他们的纯粹和好学精神也是对我有很大的推动，我们在一起合作得很愉快，我觉得和一帮年轻人一起去认识电影，同时去认识当下的中国，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实践。我记得我们在第四次选景的时候，在陕北高原听到了侯麦去世的消息，我们知道法国电影大师侯麦的去世被认为是最后一个作者的去世，正好是《南都周刊》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写几句悼念的话，我就跟王杨说，最后一个作者离去这话说得太早，你看我们现在依然还在黄土高原上拍我们想拍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