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面30年，中国政府一直强制性地贯彻被我称为非普遍主义的亲商主义策略，这使得很多得到恩惠的企业获得了远远超出应有水平的回报，也使得政府通过企业之手攫取了巨大的财富，通过恢复工资上涨以及各种被政府蓄意压低的价格，以及一次较长时间的萧条，来完成经济上自我清算，不仅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必需的。其本质乃是对狂野资本主义以及必然蕴涵其中的政治野蛮的一种清算。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甚至可以合理地推测：一旦浪潮退去，中国经济的下滑速度也将一枝独秀。

作为全球体系扩张的一部分，中国的经济增长既是这个体系扩张的一个重要推手，也依赖于这个体系在广度与深度上的进一步扩张。对于这一格局（这可能才是隐藏在中国经济增长中不为人知的真正秘密），中国极其现实主义的管理者们显得格外清醒。这就是为什么在金融危机之后，他们必须极力维护这个全球体系的原因所在。在他们看来，那些在次贷危机之后整天嚷嚷抛售美国国债的家伙们，非但外行，根本就是白痴。

非常有趣的是，在1929年美国大危机之前的一段时间内，美国出于对当时英国主导的全球体系的依赖，也曾经极力帮助英国，以全力维持体系的完好。对于这一段历史，在《美国大萧条》一书中，罗斯巴德曾经非常刻薄地评论道：“更加危险、更加具有破坏性的是通过在美国的通货膨胀来帮助英国”。这种情形与次贷危机之后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又何其相似乃尔？显然，在次贷危机之后，中国与这个体系的关联程度不是更加疏离，而是更为紧密了。中国的管理者们非常清楚，起码在现在，中国不可能脱离这个体系而鹤立鸡群。非不愿也，是无奈也。而这种无奈之中，实际上指示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路径依赖。这是中国经济增长除了内部的路径依赖之外的另外一道魔咒。

“二战”之后由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究竟还会维持多久，将取决于诸多历史的偶然因素。这一点我们显然无法判断。但是我们大致可以肯定，以次贷危机为起点，我们已经走入这样一种历史进程之中，那就是美国体系的扩张已经进入停滞甚至收缩期。显然，维持中国过去几十年高速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已经天翻地覆。这不同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也不同于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与中国决策者们口中的“我们仍然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的自我安慰式判断，更是有云泥之别。

接下来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将是体系以零和博弈为特征的全球结构调整 这可能表现为各种保护主义，也可能表现汇率战争，并伴随着一系列的政治利诱、恫吓以及合纵连横。其目的只有一个 最大限度地维护政府在本国人民之中的政治合法性。无疑，这种调整从来就不是让人愉快的，更不是被经济学家们轻描淡写为“再平衡”那样充满浪漫主义的多赢色彩的。求诸历史，这个过程经常是相当痛苦甚或是血腥的。这种痛苦将一直延续到一个可以继续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新的稳定结构出现为止，这可能是一个新霸主的崛起，也可能是我们完全无法预见的一种新的全球战国景观。虽然我们并不知道去哪里，但是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我们正在告别过去。我们正处于从原有的稳定系统滑向另外一个稳定系统的转换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危机将成为一种常态。这对那些以周期管理为主的传统技术官僚的管理智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我们应该做的，就是比别人提前一秒钟看到那只不祥的黑天鹅，从而换取逃生的机会。

如果历史真的具有某种神秘的相似性，那么我们可以大胆猜想，那个曾经标志着美国体系最终消亡的决定性危机，将不会发生在老霸权的美国那里，而会发生在那些新霸权的竞争者那里。其中逻辑在于，新霸权最有力的竞争者，往往也是将旧体系的繁荣模式发挥到极致的。在GDP超越日本之后，中国作为新霸权的候选者几乎已是众望所归，毫无悬念。然而不幸的是，那一场身影隐约的危机也正在悄然逼近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