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两种情境之中，大宗商品价格都会在现有基础上继续上行，甚至猛烈上升，只有在中国经济硬着陆的情况下，大宗商品价格才会出现回落。这位作者几乎将大宗产品价格的下降与中国经济的硬着陆完全等同起来。中国在经济增长与通胀之间政策选择空间之逼仄由此可见一斑）。事实上，在两轮定量宽松刺激仍然不见起色之后，伯南克已经明确表示，不排除第三轮定量宽松。国内的通胀压力以及全球体系中通胀压力相互叠加，如同在中国经济体系内部放置了一口渐次增压的高压锅。其结果虽然至今还远远没有显现出来，但它一旦炸锅，我们就会立即感受到它地动山摇的威力。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指明了未来中国两个长期延续的趋势，成本上升与货币扩张所推动的通胀。作为两股越发强劲的历史潜流，这两个原因不同的趋势很有可能构成一种相互加强和相互推动的关系，进而合成一股更加强大的趋势，推动成本与价格的不断高涨，终至于汇成彻底摧毁中国经济的滔天巨浪。本来，成本上升，是所谓社会自我保护和社会自我救济的一种方式。在零和博弈的条件下，政府与大企业在整个利益分配中的份额必然缩减。然而，在既有的权力格局下，政府与大企业缩减其所得份额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而一如中国的政治逻辑所一再显示的，政府与大企业反而经常会借机扩大自己的份额。那么，其后果只有一条，那就是强势利益集团合谋以超发货币的方式来保持和扩大自己的份额。货币超发虽然可以通过居民的货币幻觉短暂安抚社会大众，但他们很快就会发现，通货膨胀早已经将其刚刚增加的份额一风吹散，他们的购买力甚至还在不断下降。这就进一步刺激社会更加高涨的自我保护，这又会反过来进一步推动货币当局滥发货币，以至于最终不可收拾。必须明确地告诉大家，今天，我们已经进入到这样的循环之中，虽然它刚刚处于起步阶段。谓汝不信，可以考察一下在一轮普遍的加薪之后，中国中下阶层增加的购买力在通胀（包括资产价格通胀）之后究竟还剩下多少？

由此我们也获悉，在中国，不引发通胀的利益调整将会何其艰难。通胀作为一种国民收入的逆分配模式，其社会学及政治学意义，其实就是那些掌握了货币发行权的强势集团对其他集团的一种盘剥。在那些权力分配高度不平等的国家中，情况尤其如此。不拧紧货币龙头，任何愿望良好的利益调整（在中国的所谓“扩中、提低”目标）都将以通货膨胀的螺旋式上升收场。货币扩张从其发生的诱因以及最后结果看，从来就不是中性的，相反，它从来就是服从于并服务于那些最有能力影响货币政策的强势集团。而不幸的是，大多数领导人都是在这种货币中性的迷惑下，被一步步诱入恶性通胀的陷阱。

由社会自我保护和货币超发（其政治经济学本质乃是维持和扩大强势利益集团的所得份额）所合成的复杂的通货膨胀，在当下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不断加强的趋势。在金融危机期间短暂销声匿迹的通胀，在2010年不仅迅速卷土重来，而且幅度一次次让那些看图表预测的经济学家们跌碎眼镜。通胀出现的频次及复杂性已经非常有力地预示，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短周期通胀，其顽强程度与烈度都很有可能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料。如果仅仅将通胀放在一般的分析逻辑之下，我们可能会因为中国严重的产能过剩而对通胀掉以轻心，而一旦我们将通胀放在更加中国更加长远的历史视野和更加宽广的政治和社会维度上加以考察，中国这一轮通胀的真面目就变得如此狰狞。所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用来描述我们正在遭遇的这一次通胀可谓恰如其分。应当记住的是，这种社会反向运动与货币超发共同引发的并不断加强的通货膨胀，历史案例并不鲜见。现在，我们几乎可以断定：打断这一历史性通胀进程的，将会是一次严重的经济萧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