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于自己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很是困惑，我问父亲他是否认为母亲患有产后抑郁症（PPD）。他回答说，他之前本来不知道产后抑郁症是什么，仅仅只是觉察到，我生下来之后，母亲就变得嗜睡。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我不能把连我自己都不明白的事情描述给你”。产后抑郁症在新妈妈中出现的概率是百分之十，这种病症并不仅仅是因为应付无休止的不眠之夜和哭闹婴儿的筋疲力尽而产生的“产后忧郁”，而是一种母亲无法照顾孩子甚至自己的无能为力的黑色心情。有些女人变得烦躁、焦虑，甚至无法自拔。这种虽然使人心力衰竭但仍可治疗的状况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脑化学物质和激素的变化以及情绪的动荡变化等。

父亲关于母亲在遭受疾病痛楚的解释是可以理解的。母亲的沮丧和无精打采恰恰证明了他寻求和捍卫监护权的努力是正当的。通过让母亲远离我们，他甚至可能会被认为是在保护他的孩子。他问我：“如果你们都跟着她，那她结束自己的生命后你们该怎么办呢？”我能从父亲话语中感觉到父亲对母亲的侵略性和伤害，这让我感到内疚，就仿佛他是在说，如果我没有出生，她就不会死。

然而，我出生后，母亲仍然活跃于许多志愿者项目当中。她对我的兄弟姐妹的教育都很周到，帮我们洗澡，喂我们吃东西。她举办派对，参与到社交活动中。虽然有些人善于隐藏他们的抑郁，但从母亲朋友的言谈当中可以得知，就在我出生之后，母亲就又真正热心地投入到社交活动组织中。而通常来说，患有产后抑郁的母亲常常是比较孤僻的。

亲密无间的母子纽带关系源于母亲为孩子提供舒服有节律的喂养和睡眠，以及母亲有能力提供一个和睦的家庭。如果没有这种温和的条理性，有时儿童就难以管理自己的情绪，缺乏自我控制能力，并对他们的亲和力失去信心。要么是我有非常活跃的想象力，要么就是我的母亲能够将自己的悲伤隐藏得足够深，她才能去抚养婴儿时期的我。

父亲认为母亲承担了太多的责任，儿时的我就曾经猜想，也许正是这股强大的力量谋杀了母亲。父亲说，母亲是一个走在时代前面的女人，她需要在家庭、孩子、公共事业和政治抱负之间保持平衡。在我出生的前一年，当地报纸就曾报道母亲在社区组织中的领导作用，将母亲描述成一个渴望接受挑战、精力充沛并且备受公众瞩目的女人。作为联合国基金会主席，她“管理着七千人，组织着一个教育项目，内容包括展览、招募新人的独幕剧和培训等活动。此外她还要作演说、给行政助手列出日常事务纲要”。母亲透露道，她“成功的秘诀”就是她“坚持到紧要关头”的组织能力，而且她需要“照看一所老旧的大房子，喂饱包括她自己在内的八个人的肚子”，照料“大约每年出生一个”的五个孩子，最大的仅六岁，此外她还需要完成公民与高校组织的各项工作，遵循“苛刻却不失乐趣”的“每个星期两个晚上和每月一次”的社交日程安排。她承认她的母亲给予了她帮助并愿意将她不喜欢的工作委托给人（“正如所有的母亲能做的那样，她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尽管我不想那么说，但我不得不承认有一个女人在帮助我做家务。然而，没有人能够从我手中接管厨房。我自己下厨做饭，管理厨房的所有事情，即便是在节假日时需要给两百个人举办派对的场合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