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米是在哈佛大学遇到她的丈夫胡安·阿拉姆的。胡安是一个墨西哥移民工人的儿子，他提着一个手提箱以全额奖学金来到了哈佛大学。据胡安说，他们当时去参加同一个聚会，艾米因为一时恶作剧无缘无故朝胡安脸上扔了一个奶油馅饼。当时他沮丧地告诉他的朋友：“我要么就会恨这个女人，要么就会娶她为妻。”但对艾米来说，哈佛离家太近了，于是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她就退学了，逃到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远远地逃离了她的痛苦。像我母亲一样，她每隔两年就生下一个婴儿，以此填补空虚。她还支持了胡安的政治生涯，帮助胡安从学校委员会成员一直到弗雷斯诺主管最后当上了国会议员。在胡安的第一次竞选中，父亲出去帮助他竞选，父亲告诉我：“胡安势单力薄，我帮他聘请了一个竞选经理，还帮他争取到了更多的电视时间。”二十年后，当孩子们都已经长大成人，艾米又重新回到学校修完了法律学位。

今天的艾米已经是白发苍苍，开始尽力回避体育锻炼，视其为一种折磨。她看上去咄咄逼人--如果你冒犯了她，她的眼睛就会投给你警示的眼神，但对我来说，她始终都是平易近人的。虽然有时候艾米会因为直言不讳而给自己带来麻烦，但她一直都是胡安的保护人，是他精明的和非正式的竞选经理。在混乱的加利福尼亚州政治界，胡安已经度过了三十年的公共服务职业生涯。他和艾米一共有四个孩子--卡门、华金、米格尔和迭戈，她的孩子们告诉我，艾米一直避而不谈她对母亲去世的看法以及母亲是如何去世的。艾米很自豪地食用大米和豆子，同时又不影响她食用通心粉、奶酪、含糖咖啡和白面包的一贯风格，现在卡门有了自己的儿子，她为自己当上了祖母而高兴。我从来没有真正去了解胡安和艾米的组织能力和他们在竞选活动中承担的责任，直到有一年我去了弗雷斯诺去帮忙，我亲眼看到竞选活动在我姐姐的帮忙下取得了胜利。在她的激情中，我不禁体会到了她内心长期以来的需求，她需要去抚平她的伤痕，因为她至今还在为父亲剥夺了本来是母亲该有的正当抚养权而感到痛苦。艾米进行战斗的决心是要尽力去维护公平，这种决心可能来自于她在失去一个她无法保护的亲人时所产生的伤痛。

我的第三个姐姐是朱迪，她意志坚强，个性鲜明而强烈。在我们所有兄弟姐妹中，朱迪是看起来最像母亲的人，她的一双眼睛永远闪着桀骜不驯的光芒。朱迪告诉我她有关父母在一起的最后记忆是他们之间一次激烈的争吵，那次“妈妈说她要永远离开了”。她的声音听起来很凄凉，使她显得更小了，她又补充道：“然后妈妈就被一副担架抬出了家门。”我想，她记得的可能是母亲的第一次自杀。朱迪是否也曾有无法抗拒的无助感和假想的责任感，她那时内心深处是否也会因为无法拯救母亲而感到内疚？母亲去世的时候，朱迪已经八岁了，已经大到足以深切地感受到失去母亲的痛苦，大到足以想要照顾我和她的弟弟们，就像她希望自己能有人照顾一样，大到足以掩饰她内心的困惑，但她毕竟还太年幼，不会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家庭会突然被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