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杰里和我能花上几个小时在屋外的车道上打网球，来来回回地开玩笑。但现在我的哥哥杰里，母亲去世时才六岁的他，只能勉强去谈论我们的母亲，即使是现在。我尊重他的隐私，即使他跟我非常亲密，他还是可以避开我的话题。

我是全家福照片中最小的一个。我是一名医生，我想让一切更好。在这里，我要说，告诉我哪儿痛，我会着手治疗。打我记事的时候起，甚至是在我认识到医生玩偶的工具箱中的糖果比护士的要多之前，我就一直想当一个医生。我总是检查我的兄弟有没有发烧，然后把果冻吐到勺子里，假装它是我开的药。作为一名医生，我以为我已经不再是无能为力的三岁小孩，我有能力去做些事情来改善家庭的情况，但是，我做不到。

照顾者是吸引我的一个角色。当我接近垂死者、精神病人或是绝望者的时候，我心里会觉得踏实。即使被恐惧包围，我也会若无其事，反而会渴望提供慰藉。可能精神科医生会说这是一种反应形成案例--受到过蛇的惊吓的人反倒成了一个耍蛇人--我失去了母亲的慰藉，而我应对的方法之一就是自己给自己提供慰藉。我需要知道我可以正视恐慌，而不是被恐慌打败。

我记得小时候父亲开着他的大旅行车送我去幼儿园，我们通常要途经一块墓地。在我母亲去世后不久，我总是在汽车后座跳上跳下，手指向车窗外，几乎欣喜若狂，吟唱般地反复说道：“那里就是妈妈被安葬的地方，那里就是妈妈被安葬的地方。”多年以后，我跟父亲争论他当年可能就是因为我的举动而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去学校，父亲总是不信我的话。他告诉我，他没有被邀请去参加葬礼，所以他“并不知道母亲被埋葬的地方在哪儿。（他）并不是因为有意识地去回避而这么做的”。跟许多的孩子一样，我仅仅只是不假思索就随意说出在我家庭中难以启齿的话语。倘若我能问的话，我会想知道母亲的一切--母亲长什么样儿，我是不是像她，她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她有多爱我们，我的父亲爱她什么，他们为什么会争吵，她为什么要逃离，她为什么如此不快乐以至于选择自杀，她希不希望有人来拯救她，当没有任何人来拯救她她在死去的时候又害怕吗？

但作为一个子女，我本应该平静地去接受母亲的死亡，而我却不能说服自己母亲的死亡是合理的。在我上小学一年级时，课间休息的时候我会泰然自若地站在立体方格铁架上，手中握着那些冰冷的金属，我在想假如我从这十英尺①()高的地方跳下去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我总是在围栏那里进行我的调查，看着其他孩子从我站的地方鼓起勇气跳下去，我在想我能否和母亲一样。如果我的腿折了，别人都会看到我受到了多大的伤害，他们会注意到我脚上的铸件，我也需要使用拐杖走路。

到四年级的时候，一位女老师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她有着蓝灰色的头发，虽然对我们要求很严格但脸上总是挂着亲切的笑容，她喜欢穿羊毛百褶裙，常常鼓励我写作。我用密密麻麻的字迹写了一篇有关冰岛的五十页的论文，在班上展示了两个课时，还给全班同学做了大黄馅饼吃（大黄是冰岛最受欢迎的蔬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