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身后，支那佬一个个走下火车。第一个穿靴子、西装和美国制的帽子，其他人则穿着厚底的布鞋、直筒筒的裤子和宽松的外套，外套是用蓝棉布做的，上面有盘扣或是亮晶晶的铜钮扣。他们的前额剃得很干净，背后留了乌黑的辫子，几乎快碰到地。因为他们脸上没有长胡子，所以这些大概只是十二三岁的男孩。每个人都肩扛着一个包袱或是袋子。当他们鱼贯走出、占满月台时，我有一种不知所措的感觉，好像看到青花餐具上画的人物从盘子上跳出来，进行大逃亡。

魁斯平会的首领让开路。群众像是红海为了摩西而分开。支那佬被警察和巡官包夹，穿着他们安静无声有如拖鞋一样的鞋子走过让出来的路。虽然他们个子小又瘦弱，但是他们很倔强，散发出一种力量，他们脚步坚定，使得别人无法误会他们的优雅很女性化。

因为眼睛狭长，好像半闭着，他们的脸上看不出对于这种充满敌意的迎接阵仗有任何沮丧或是恐惧。但是我也很擅长掩饰自己的感情，所以很难相信这些人真的不怕，虽然他们是下等的异教徒。多年之后，阿吕证实了我当时的怀疑：支那佬吓坏了。

雇用他们的旧金山中介在广告上或是面谈时都从未提到罢工之事。直到火车接近北亚当斯，山普森先生上了车之后，他们才知道自己是被雇用来解决罢工的。那时已经太迟了，无法回头：他们已经签了三年的合约，而山普森先生坚决拒绝解约。

阿吕试着安慰自己和同伴，说起在奥马哈时，作为工头也是翻译的辛查理是如何不畏枪的威胁，赶走一个强要上他们车厢的爱尔兰佬。查理用左手抓住那家伙握枪的手，推得远远的让他无法伤人，然后用右手拔出他自己的左轮枪。那个爱尔兰佬吓到说不出话，安安静静地离开车厢。然而阿吕在说这些故事时，也想到查理对付的只有一个人，还是个醉汉。他们很可能面对的是一群暴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