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越鼓励阿吕自己做决定，他却越要等待我的引导。我深感失望，因而遭受头痛欲裂的侵袭。有些时候我因为头痛过度或是脑子被鸦片酊弄得过于迟钝而无法教学时，会听到阿吕对家里其他的人提出很活泼的问题。为什么明明天气很坏，父亲跟他打招呼时会说“天气很好”或是“很怡人”？为什么菲比问候其他女士时要嘴碰嘴？为什么布丽洁的教堂会展示镶嵌的人骨？

阿吕能够这样自由自在地跟他们交谈，跟我却几乎成了哑巴，对我而言是火上加油。我质问他这个情况时，他红着脸，扯自己辫子，“你是我的老师。”

“所以你更应该要问我问题，”我很尖锐地说。阿吕因为我的斥责而畏缩，让我很后悔表现得这样没耐心。然而我太过于焦躁烦闷，无法软化口气或是不再逼问他。

阿吕有好一阵子保持缄默，就像我在父亲发怒时一样。最后，他的五官因为下定决心而显得僵硬，用几乎听不见的微弱声音问道，“你为何欺骗我？”

“欺骗？什么欺骗？”

“在中国，我的老师要我离开学校，因为我照伯母所说的那样表达我的意见。照你所说我应该也这样对你。我不要再失去这个学习的机会了。”

阿吕的词汇有限，说不清楚他被开除的细节。但是他的声音和脸孔道出他的痛苦，以及他相信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我一边听着，同病相怜的感觉油然而生，因为约翰舅舅坚持我必须服从父亲、离开学校时，我也有相同之感。我静静地跟阿吕分享这个旧创。

因为多年未提此事，再加上必须选择最简单的字眼，使得我说得断断续续，我真怕他不愿、也无法了解我的意思。然而，我还是坚持下去。在我看来，我说话的时候他焦虑、受伤的脸色比较释怀了一些。

我说完之后，倒坐在椅子上，用尽了力气。阿吕表现出好几个星期以来都没有的蓬勃生气，跳起来挺起胸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