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不知天高地厚地做作家梦，写过几篇不成气候的小说，以后结婚生子，淡泊了功名，也淡泊了作家梦。认为当作家和当贤妻良母没有什么两样，并且为自己能够有这样的认识而自我感动。因此，有很多年，除了职业需要，我不写任何属于自己的东西。随着年龄的增长，又生出写作的愿望，却没了自信，深知自己的才气不足，勤奋不够，对于写作心存恐惧。我想，恐怕大多数职业都是可以选择的，唯有真正意义上的写作，就像圣徒是被上帝选中的一样，写与不写，写什么和怎样写，都是被规定好了的。

一九九四年，丈夫重病多年后去世。我用了四个月时间完成了散文《永远的五月》。向我约稿的朱伟看后打来电话说：“感谢你为读者写了一篇好文章！”朱伟是苛刻的评论家，他的话让我觉得分量沉重。

我原本是专为自己、儿子和个别人写的，是为了能够平静地面对逝去的远去的和身旁的朋友们而写的，但却意外地得到了很多读者的回应与认同，这成为我继续写下去的动力。这里所说的“回应与认同”，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好评”。事实上，当带有强烈怀旧色彩和极为个人化的写作出乎意料地被读者接受时，使我意识到这种写作的意义。精神和情感是在交往中形成的，如果说我的体验还不算肤浅，那是因为我与其中的人物和事件的关系足够深刻；人原本的感觉能力总是强大和正确的，如果说我的文字还不算苍白，那是因为生活本身已经足够丰富和厚重。我的坎坷，我的磨难，我的喜悦与忧伤、悟性与迷惘、底蕴与限度，都由此而生发，所以，它们是超乎文学的。

不记得是谁说过，一个诚实的人，才有可能是可爱的同时也是幸福的人。同样，一篇真实的文章，才有可能是有价值的同时也是优美的文章。我认为，与其说文章有好与不好之分，不如说有真与不真之别。即使是虚构，其情感的真实与否也是至关重要的。

我更愿意把对作品的接受，理解为对一段历史的接受；把对作者的接受，理解为对一份情感的接受。为此，我对所有对历史持有尊重之意、对人生葆有热爱之心、对生命怀有敬畏之情的朋友心存感激。我认为，这首先来源于他们的自爱之心，而爱人之心一定是由此生长出来的。

这本散文集是以写人为主的。我把书中所写到的人物—赵一凡、周郿英，以及“今天派诗歌”群体中的北岛、芒克等人，看成是中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涌现出的一批“新人”。

“新人”这一概念始于俄国革命民主主义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他的代表作《怎么办》一书的副标题是“新人的故事”。这本书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对于中国知识青年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但它与另一本对中国知识青年产生过更大影响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理念上相当不同。两本书描写的都是革命和革命者，但后者是我们所熟悉的集体主义、共产主义式的革命，这种革命很少为个人的生活和成长留有空间。而前者却让我们看到，在革命的大背景下，不仅有爱情与婚姻的位置，而且有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作者主张“合理的利己主义”，但并没有滑向道德相对主义；作者为普通人的自私辩护，但并没有以此作为真理的栖息地而放弃对理想人格的追求。这正好成为具有怀疑精神的一代青年的思想资源。与同时代人遇罗克这类英雄相比，在二十世纪末的中国，“新人”的特征是—以张扬个性的方式而不是以革命的方式表达了对主流话语的反抗；以反传统的作品和生活方式挑战了革命的神话。不管是不是自觉自愿，他们“站在社会的边缘，与现实的喧嚣、浮躁、委顿形成反差，这本身已构成了意义，并给社会提供了意义。”（《永远的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