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和精神病患者在同一个号里的另一个狱友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是个一生未嫁的天主教徒，她是我在狱中见到的年龄最大的犯人。那一年北京的天主教徒可能成了点儿气候，前一个号里就住着一个她的同案，后来我才知道，她的同案何止一个，我所在的看守所里就有十几个。

从她的同案那里我已经大致知道了她的案情。那是一九七六年初，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天主教徒们神奇地串联在一起，顶礼膜拜一个房山县来的二十八岁的女人，据说此人的文化程度是小学三年级，但成百上千的大学教授、医生、工程师都是她的信众。她自称是圣母的徽号，替圣母到中国来发出警告，因为中国人罪孽深重，圣母将在那一年的某月某日施行惩罚，将连续若干天不出太阳，连续若干天暴雨如注，全国上下将一片漆黑。总之，他们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而且每个人都无比虔诚，老人曾讲述她为了保护圣母的徽号被革命群众用石块打、用唾沫吐的经历。

过了没多久，监狱里通过广播开了一个宽严大会，宣布了几个因为认罪态度好当场释放和因为拒不认罪而从重判处的典型。会开到一半，筒道里就传来大喊大叫的声音，老人告诉我，叫喊的也是她的同案，还是一个中学生，会上宣布认罪态度好当场释放的是她的母亲。

她骂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母亲。她骂母亲是叛徒，骂她不得好死。接着传来开牢门的声音，她被强行拖了出去。我们都竖起耳朵听着她回来的动静，直到熄灯的铃声响了她仍然没有回来。深夜，哗啦哗啦的脚镣声把我惊醒，我相信，在这样静的夜里，每一个人都被那声音惊醒了，但是整座牢房除了那刺耳的脚镣声哗啦哗啦地由远而近，静得再没有一点儿声息。声音在我斜对面的房门口停止，然后是队长的开门声，她走进去了。一个女中学生，然而，她拖着脚镣走进了牢房，肯定还有手铐，说不定还是背铐。牢门关上了，牢房还是那么静，静得没有一点儿声息。我相信，那天晚上，牢房里每一个生命都像我一样，屏住呼吸睁着不眠的眼睛。

这是我到监狱后第一次那么逼真地听到脚镣的声音，它戴在一个女孩子的脚腕上。你尽可以想象，她以怎样的激情，激怒了试图让她像她母亲那样就范的干警；你也尽可以想象，她以怎样的执著守卫着她那也许是幼稚的信念；但是，你很难想象，一个年龄还没到可以成为公民的小姑娘，为什么会来到这座监狱，来到这间牢房，并且亲耳听到母亲对女儿的背叛—没有母亲的影响，她可能走上那条不知是通往天堂还是通往地狱的道路吗？

一直到离开那座监狱，我始终和老人在同一个号里。只要有可能，她就会给我讲《旧约》里的故事，讲基督的降临，讲迷途的羔羊，讲人应该为上帝献身，而不应该在世俗中沉沦。她是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退休工人，她的全部学问只是一部《圣经》，而宗教精神或许正是我在困境中所需要的，因此，我成了她唯一的听众，她对我成为上帝的臣民充满了信心。我们像一对忘年交相互交换了地址，她没有亲人会来给她送东西，我把准备留给她的衣服和日用品专门放在用一条长裤的裤腿缝制的手提包里，准备走的时候留给她用，但是最终这些东西还是被我带回了家，当队长开门指着我说“你，收拾东西出来”的时候，我还是不知道是给我调号还是让我回家。

大概过了两年多后，我收到了她写给我的信和寄给我的照片。她出狱后先是住在北京西城的一个天主教堂里，后又到了清河的一家福利院。我常去看她，但是对于她的说教再不像在监狱里时那样听得入神，她说服我受洗，希望我一辈子单身，但这对我已经不可能了，我上了大学，并且正在恋爱，还是当年大学里竞选的活跃人物。世俗的生活使我目不暇接，革命的事业让我眼花缭乱，在我看来，我的使命感并不比她的使命感来得逊色。她把一生献给了宗教，而我在刚经历了一次牢狱之灾以后，又一次投身民办文学刊物。我像当年一样尊重她的信仰，祈祷她因为信奉上帝而获得内心的安宁，但是我已经不可能成为她的或者任何人的信徒了。也许这正是我坎坷人生的悲剧所在。如果我当年接受了她的教诲，这些年我会不会活得没有那么烦恼那么劳累？

我知道当我这样问的时候我已经又错了。上帝不会那么实际，原罪是赎不完的，救赎之路无比漫长，也许一生还不够，还要加上来世。

两年以前，一个刚刚皈依了天主教的朋友像我的狱友二十多年前一样，苦苦地劝我皈依天主，我回答他：我还没有被上帝选中。如今我仍然像一只迷途的羔羊，在尘世里沉浮，还没有找到可以一劳永逸地帮助我摆脱痛苦的力量，更没有在生与死的混沌中看到通向上帝的道路。但是我坚信一点：上帝只救能够自救的孩子！如果现在老人尚在人世，她应该不会否定我的这一感悟，尽管这其中多少有点儿自恋、自嘲和自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