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后来在广场上的目击者回忆，当时，广场上共有两人拿着半导体话筒，一位是宣读告士兵书的青年工人侯玉良，后来他与另外四人作为群众谈判代表进了小楼。另外一个拿话筒的是戴黑边眼镜穿蓝色衣服的青年，他在广场上发挥了重要的指挥作用。本来，刘迪并非现场的组织者，也不是有备而来。他看到警察正向一个拿话筒的青年靠近，于是一把夺过话筒让他快跑。由于刘迪的掩护，这个人没有被捕，在整个事件平反之后他也一直没有出现。

这里，体现了刘迪的两个特质。

首先，他是为了帮助那个无名青年而不是为了做群众运动的领袖才冲上去做了现场指挥。以后几十年的交往都说明，刘迪是个丝毫没有野心的人，不到万不得已，他从来不出头露面，但却经常在危险时刻代人“受过”。

第二，面对如此偶然发生的群众运动，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能在现场发出这么理性的声音，说明刘迪有着极高的公民素质和超前的思想修养。如果知道红卫兵在“文革”中都做了什么，如果知道在“文革”的政治生态中，中国的百姓是怎样盲从地被利用，就知道刘迪在现场的表现是多么难能可贵。

在“四五事件”发生三十年后，刘迪在接受采访时说：“当时许多人都把自行车牌摘掉，这种行为本身表明了他们意识到这种抗议是要失败的，如果认为要胜利那还摘车牌干什么？”当时，北京警方因为没抓到这个留着小平头的符号式人物，转而控制了刘迪的父亲，试图让他交代出儿子的行踪。据刘迪的姐姐回忆，父亲当时对警方说：“有刘迪这样一个儿子我很骄傲。”而全不知情的刘迪，离开广场之后，便去了外地云游。按照刘迪的为人，如果知道父亲因他而受到威胁，他一定会主动自首的。在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有太多时候需要你在亲情与正义面前做出选择，所以我们常常听到或看到关于出卖的故事，常常会谴责那些道德低下的出卖者。殊不知，这种非常态的考验对于人性其实是极其残忍的。

公安局公布了通缉令，各地都非常警觉。刘迪在泰安赶火车时，因为没有手表几乎误了火车班次，行色匆匆中被执勤者拦下询问。虽然通缉令上刘迪的名字是假的，但通缉令上的照片却暴露了他的身份。于是，在事发三个多月后，刘迪落网，被关在了半步桥监狱。

刘迪出狱后，父亲得知他是因为没有手表而暴露了身份，专门为儿子买了一块手表。这是同样怀有赤子之心的一对父子，又何曾不是正义之士的惺惺相惜呢？

一九七六年是中国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年份。七月六日朱德逝世；七月二十八日唐山地震；九月九日毛泽东逝世；十月六日“四人帮”被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