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能地认为，得想办法让继父喜欢上我，但不管我怎么努力，他都会把我的希望摔得粉碎，而且拳脚相加。在舅舅那里，我们几乎从未挨过打，但继父打我们那就是家常便饭，而这通常根本不需要任何理由，只要他喝得醉醺醺，四处撒酒疯时，我们就成了出气筒。

开始，我还以为如果自己学习成绩好，会讨得继父的欢心。在我六、七岁左右的时候，学校几乎成了我的避难所，我拼命学习，在学校的氛围中找到慰藉。从幼年开始接触书本确实让我受益匪浅，加之母亲的不断鼓励，我很快就能读书认字了。我最喜欢的女老师布罗德里克太太进一步帮我增强了对书本的兴趣，她常常要我在同学面前朗读课文，而别的同学就没这么幸运。因为当时家里没有电视，所以阅读就显得愈发的重要，特别是妈妈喜欢在忙完一天繁重的家务活后，坐下来听我讲述当天具体学了些什么内容。

母亲还一直觉得自己有一天能接受学校教育，获得在威斯康星州的教学资质。那时，母亲把心思都放在照料四个孩子身上，姐姐奥菲利亚、我、妹妹沙仑，还有刚出生的小妹金牡。妈妈任劳任怨，白天要去帮助有钱人(白人)打扫房间，晚上如饥似渴地听我讲述当天学的功课，或是和我一起看我带回家的故事画册。《红气球》这本书我百读不厌，坐在妈妈身边，给她看故事的插图，书里讲的是在一座魔法城市里，有个小男孩和他的红气球一起飞上了天，在屋顶探险的故事。妈妈的眼睛闪着美丽而宁静的光芒，仿佛她自己也飞上了云端，也乘着红气球一起飞，飞得越来越远。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故事发生的这座魔法城市就是巴黎，是在一个叫法国的地方。更想不到，后来我会不止一次地去过巴黎。

我在小学取得的成绩着实让妈妈感到自豪，但我若是还认为自己能靠成绩讨得继父的欢心，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继父弗莱迪大字不识一个，他一生孜孜不倦地独自高举反扫盲大旗，决心要把反对识字的斗争进行到底。继父当时已经三十出头，可是在密西西比他上到小学三年级就放弃了学业。打电话这种事他还是很久以后才学会的，当时他连这都不会。所有这些自然让他没有安全感，为试图掩饰这一点，他称所有能读会写的人都是“狗娘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