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莱迪手里挥着猎枪横着走进了商店，问奥多姆先生：“那婊子在哪儿呢？”奥多姆先生耸耸肩：“弗莱迪，她没来过，但别在我的店里摆弄你的猎枪，听到了吗？”

奥多姆先生可不是吃素的，弗莱迪也知道这点，他这种人其实是吃软怕硬，当遇到比自己还厉害的人时，他立刻就服软了。也没再多说什么，弗莱迪转身走了，在光天化日之下，拎着枪，招摇过市，找寻妈妈。

妈妈一直在柜台下躲到傍晚时分，后来弗莱迪好像终于冷静点了。在接下来的几天，弗莱迪体内的“气压阀”似乎放了些气，“气压计”显示暴风雨一时半会儿还不会爆发。但我和妈妈、12岁的奥菲丽娅、4岁的沙仑以及两岁的金牡，我们几个都如履薄冰，胆战心惊，因为“气压计”这种东西有时也没准儿。

我知道大家对弗莱迪又恨又怕，但母亲对于我们这种人间地狱般难以忍受的境地作何考虑，我却不得而知，这个问题就像我生父是谁，人在哪里一样，我无法知晓。直到有一天，我偶然了解到有关她内心世界的些许线索，我才有一点概念。

就在这次，妈妈才真正提及了那个让我来到人世的男人。之前，弗莱迪刚刚再次提醒了我，他不是我那该死的老爸。为了安慰我，她提到我的生父是在路易斯安那，有一次还给我寄来一封信，里面夹着5美元。我从没见过这封信，也没见过这些钱，更不知道他的姓名。妈妈说，她总在尽量给我钱花，这倒是没错。但这也没法解释，为什么她会以为我见到生父的信会心如刀割，比对他一无所知还要更加痛苦。

我的脑子里一直在想着这些事情，一天下午，我突然发现屋里除了自己就再没别人，我决定要翻一翻抽屉，找找有没有这么一封信，或是其他什么东西。可我找到的却是妈妈写的一张纸片，字迹很小心，用词很简单，也没有什么抬头落款，仿佛就是写给自己一个非常信赖的朋友的。我打开她床头的抽屉拿起她那本已经翻阅得很旧的小本《圣经》时，这张纸片就顺势滑落到我的手里。

我当时就意识到，即便弗莱迪不认字，妈妈也知道他要是看到这么一封信，也会认为这是在背叛。所以，她只能偷偷摸摸地写完这张纸片，并秘密地将它藏在自己的《圣经》里，弗莱迪基本是不会去碰这本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