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过去的经历中，曾有过一个激动人心的瞬间，令我更难拒绝这份送上门来的工作。1989年，普京仍是一名派驻德累斯顿的克格勃特工时，他的上司为了报复撒切尔夫人，下令驱除在英国的苏联间谍，也将我驱除出苏联。我当时任《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是被驱除出境的8名外交官和3名记者中的一个。这是冷战时期最后一次最大的间谍丑闻。我不禁想，作为普京的顾问重返莫斯科该是何等的讽刺！我接受了这份工作，成了克里姆林宫的一位媒体顾问，工作地点在布鲁塞尔，但定期往返于布鲁塞尔和莫斯科之间。全球范围内这批人的人数在20~30左右，我是其中之一，而且是唯一一个全职顾问。我与佩斯科夫和他手下的人员混得很熟，虽然他们始终对我存有戒心，但在那些岁月里，我恐怕是最接近俄罗斯权力中心的外国人了。我讲述的2006~2009年间的事情，基本上源自我个人的所见所闻。

作为克里姆林宫的媒体顾问，我们的首要工作是劝说他们对报界开放。一个简单的前提是：你说得越多，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越多。俄罗斯的政界人士对这一观点极为抵触。我离开公关一行、重操记者旧业后很久，他们一如往日。我参与制作英国广播公司的这套节目时，发现了这一点。劝说俄罗斯的高层政客接受采访难上加难，几位关键人物干脆拒绝接受采访。其他人同意接受采访，但此前他们的部属百般阻挠。他们似乎不愿意甚至是害怕把我们的请求转达给自己的上司，梅德韦杰夫总统的发言人纳塔利娅·季马科娃干脆把我们拒之门外。有意思的是，在苏联解体前夕，我参与制作英国广播公司的《第二次俄国革命》节目时，见到克里姆林宫的头号领导人反倒比现在还容易些。临近2012年总统选举的一年里，随着政治前景越来越不明朗，我们的工作也愈加难做。整个政府机构陷入停顿，普京和他的总统梅德韦杰夫不肯透露两人中谁会竞选连任。我们突然发现，原先答应过的采访又被取消了。显然，在局势变幻不定的时候，谨慎的政客和政府官员不敢抛头露面。

尽管如此，为拍摄这一电视系列片以及我写的这本书，我们还是采访到了100多位人士（其中一些人不愿透露姓名），包括8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外交部长和高级顾问。在俄罗斯，我们采访了柳德米拉·阿列克谢耶娃、阿纳托利·安托诺夫、斯坦尼斯拉夫·别尔科夫斯基、弗拉基米尔·奇若夫、鲍里斯·肖奇耶夫、阿卡迪·德沃尔科维奇、维克托·格拉先科、格尔曼·格列夫、阿列克谢·格罗莫夫、谢尔盖·古里耶夫、安德烈·伊拉里昂诺夫、伊戈尔·伊万诺夫、谢尔盖·伊万诺夫、格里戈利·卡拉辛、米哈伊尔·卡西亚诺夫、维克托·赫里斯捷恩科、叶夫根尼·基谢廖夫、爱德华·科科伊季、安德烈·科列斯尼科夫、康斯坦丁·科萨切夫、亚历山大·克拉马连科、阿列克谢·库德林、马拉特·库拉赫梅托夫、谢尔盖·库普里亚诺夫、谢尔盖·拉夫罗夫、费奥多尔·卢科亚诺夫、米哈伊尔·马格罗夫、谢尔盖·马科夫、弗拉基米尔·米洛夫、奥列格·米特沃利、德米特里·穆拉托夫、格列布·帕夫洛夫斯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谢尔盖·普里霍季科、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德米特里·罗戈津、谢尔盖·里亚布科夫、弗拉基米尔·雷日科夫、维克托·申德洛维奇、德米特里·特列宁、尤里·乌沙科夫、亚历山大·沃洛申和伊戈尔·尤尔根斯。

在美国，我们采访了马修·马雷扎、比尔·伯恩斯、尼古拉斯·伯恩斯、埃里克·埃德尔曼、丹尼尔·法塔、丹尼尔·弗里德、菲利普·戈登、罗斯·高特莫勒、托马斯·格雷厄姆、斯蒂芬·哈德利、罗伯特·汉密尔顿、约翰·赫布斯特、菲奥娜·希尔、詹姆斯·琼斯、戴维·克拉默、迈克尔·麦克福尔、特赖伊·奥伯林、斯蒂芬·皮弗、科林·鲍威尔、康多莉扎·赖斯、斯蒂芬·希斯坦诺维奇、迪安·韦尔克宁和戴蒙·威尔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