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周先生却有点特殊。虽然他也曾诚心诚意地脱衣洗澡，却总抹不掉古代圣贤点燃在心的那一点星火。一时间操着不熟练的时兴词语，练着一门新“外语”，却在更深夜阑时，又和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聊个没完。他不像有些老先生，能横下心来“硬转”，总有点瞻前顾后，左右彷徨。有时心里也责怪自己“跟不紧”，可回来再读读圣贤书，索性下决心当个“不懂事儿”的人。他对那些摇摇摆摆、见风使舵的新潮人士，骨子里鄙夷得很。可天网恢恢，他也只能讷讷其言，顾左右而言他。但他绝不去阿谀逢迎，主动浑水，自觉不自觉地坚持着那点清流风骨。就是这点清流的气质让我们这些“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的人依稀得见中华士人的身影。

“清流”一词不见于中华士林久矣。前些年，似曾见有“文化名流”对之痛加抨击。人在浊流，清流一词便格外刺目，让那些贪婪的眼睛不舒服。

所谓清流，指那些恪守儒家基本信条的士人。汉末清流主将范滂与中常侍王甫辩诘，引孔子的话，说“见善如不及，见恶如探汤”，自己“欲使善善同其清，恶恶同其污”，这就点明了清浊流泾渭之分的意义。他慨然叹道：“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蹈大戮。”显然，他以善恶之分表明了清流理想：以古圣贤阐明的善道规范自己的修为，抗击现实中的恶势力，实现国泰民安的治世。所以清流诸公，居庙堂，则勤勉朝政，提携直士，用儒家大义，督促天子循道行事；处江湖，则指拨朝政，品评公卿，用自身的人品为世人树立楷模。这种理想一时间应者云集，“婞直之风，于斯行矣”，竟使“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

清流之名大行于汉末，但清浊流两分于士林，则早见于先秦诸子。孔子之斥“乡愿”为“德之贼”，而这些乡愿也有士人的面貌。荀子分辨更为详细，他所谓“古之仕士”、“古之处士”（《荀子·儒效》），皆是他托古以彰心中士的理想。符合这个理想的人，荀子称之为“士君子”，士君子便是清流。荀子对士之内在规定性最明确的要求是“从道不从君”。士参与政治，要以儒家的基本价值追求、仁义之道为依归。这便是孔孟在荀子之前所确立的基本士则：“士志于道”。

在儒家眼中，道既代表一种形而上的终极价值，又代表个人道德修养的至高境界。同时，又是修、齐、治、平的手边规则。可以说，这个道是士之生存的根本，远超过具体儒士的个人生命。中国古代士人心中都不失清流理想，这就要求他们在道德操守上极重廉耻。一个读书人，一旦被清议视为“不入流”，视为“寡廉鲜耻”，就信义全失，无法立足士林。

这是因为古之读书人有一套自己的价值标准，“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为己任，不亦重乎？”弘毅之士，在权势与道义发生冲突时，一定会“乐其道而忘人之势”（《孟子·尽心上》）。因为在弘毅之士看来，君位无常，春秋嬗递，而唯有道至高无上，万古不变，统摄着逝水般的现实世界。用宋人吕坤的话说，“故天地间惟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能以势相夺。即夺焉，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呻吟语卷一之四·谈道》）须知宋人口中的理，便是道。所以在古人看来，从本体上论之，道高于势，士人岂可去高就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