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给父亲带来了好处，使他能离乡到大城市上大学并找到工作，但同时也带来了坏处。他从在县政府做小职员起，就因为他是个“乡下进城的土包子”，质朴拘谨，不懂城中大人物间的人情往来、礼节应对，被人视为粗鲁无能，一直受到排斥，因而郁郁一生，对人也总是沉默寡言。然而，他对我怀着无限期望，似乎总在心里叹息：“我是无希望了，只能望儿子长大为我争一口气。”这是旧中国很多过往的父亲对儿子的态度，我也体验过。

我从小学高年级起就开始读新时代的书籍报刊。这得感谢我的一位舅父龚慰农，他在重庆一家玻璃厂做工人，后来做画工，就是在玻璃工艺品上画花。他和重庆的工人团体有联系，在被“五四运动”的激流冲到重庆后，他和那里的进步人士有往来。他是个年少失怙的孤儿，每到旧年春节工厂都了关门，他只能就近到江津县我家来过春节。每次来，他总带来一些进步书刊（共产党的、无政府主义的，以及新文学作品）。

那时，我正热衷于读旧小说，如《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以及《说唐》、《七侠五义》等，忽然看到《新青年》杂志上的“补白”上说的“人生第一乐事，莫如雪夜关门读禁书”，心境大变，于是力求找禁书来读。那正是恽代英、萧楚女、张闻天等人到重庆来工作的时候。就这样，“五四运动”的声音也传到我的耳边。《向导》、《中国青年》、《新青年》、《学生杂志》、《创造》（季刊、月刊、周报），《洪水》等，也成为大家争读的对象。

受了舅父的影响，我也争取要去重庆念中学，结果终于成功了。父亲也很欢喜，宁愿省食省衣来替我交学费。这正是国共合作快要北伐的时间。

我就读的是重庆城内的巴县中学，这是当时重庆的“最高学府”。学校里可真热闹，有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有国民党内左派与右派的争斗，争群众、争势力。看来，也是在为北伐准备条件。那时，整个四川是个军阀横行的世界。他们虽然已知自己前途不妙，但也仍在力求生存。他们怕共产党，但不怕国民党，所以力求左右逢源：只要你不惹他，言论还是可以自由的。

我到重庆时，虽然萧楚女、张闻天、恽代英刚离开，但代替萧楚女做《新蜀报》主笔的却是刚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漆树芬。漆树芬是郭沫若在日本时的同学，曾著有《经济侵略下之中国》，被郭沫若誉为“中国的河上肇”（河上肇为日本著名的左派经济学家）。他是我父亲在乡下“子曰店”念书时的同学，和萧楚女一样，他也在巴县中学教课。我父亲每次见到他，都会请他关照我。果然，他也几次找我到学校教员休息室谈话。他说话非常坦直，我记得他所谈的不外是：既要读书，也要关心时事。

那时的学生不外两种，一是终日忙于时事，一是终日忙于课后即赴赌场，午夜才回校。我是穷学生，既无钱奔走于赌场，也无机会忙时事，只好在学生宿舍读禁书。所以，听了漆老师讲话，非常庆幸他没有说“要好好读书，不要进赌场”，心里认为他是很了解我的。

漆树芬是一位十分忠厚的学者，不论做人做文章，都没有锋芒毕露的色彩，但后来，蒋介石背叛了国共合作，大肆残杀左派势力，致使各地军阀也纷纷效尤，在重庆一次抗议北京“三一八”惨案的大会上，漆树芬竟被一帮暴徒绑至庄稼地枪杀，连口中所镶的金牙也被挖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