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另一方面，庆祝抗战胜利的鞭炮还未燃完，全国四处烽火又重燃。从1945年秋天日本投降，到l949年全国大解放，不过三年略多的时间。这三年多时间的民心民情和抗战八年时的民心民情，大不相同。前八年尽管遭受苦难，但还是心情振奋，再大的苦也能忍受。发国难财者、发国难官者虽然大有人在，但在众目睽睽之下，还不敢明目张胆地为非作歹；但抗战胜利后，那些复员大官、接收大员的抢劫掠夺行为，就使人民之心由喜变恨、变愤怒了。一场全民的战争，好像就是为他们，特别是为四大家族们打的。胜利了，就该人民收取胜利果实——全国都为人民所有。

知识分子在这场搏斗中，起初，还是抱着观望的态度，接着，就变为失望的态度。这一段时间，我是在武汉大学。

当武汉大学从峨眉山下的残陋校舍，迁回武汉珞珈山的堂皇壮丽校舍的时候，人心是十分舒畅雀跃的，学生在山顶上每晨迎接朝阳，教师们每日晨起在附近市集上争购武昌鱼，晚饭后漫步山下湖边大道，还有那住舍旁边的小食堂、小茶馆，遇着旧友新朋，在那里坐下一两小时，消散一日辛苦！

然而，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刚让你坐下来宁静了一会儿，风云又紧张了。那些发国难财的家伙，那些怕人民算账的窃贼，不惜剥削压迫人民的血汗生命，发动一场内战来掩饰他们的罪恶。恶上加恶，哪儿还不使人民困苦难堪！这和抗战初期的上下关系、朝野关系、官民关系完全相反了。

就在第二年（1947年），全国学生和进步知识分子被迫举起反饥饿、反内战的大标语，在街头出现。1947年6月1日，天刚亮，整个珞珈山被军警包围，一阵阵枪声中，在学生宿舍惨杀了五名学生，在教师住宅捕走了四位教授（史称“六一惨案”）。当凶手们走后，师生都围集在校医院门口，看着五位同学的尸体，血迹满身，谁也禁不住眼泪纵横。无辜的学生，究竟犯了什么罪，须得受此惨刑？为了正义，就该惨受死刑，这是什么社会！什么世界！

我回到住舍，立刻写下武大惨案的详况与感想，航寄上海《大公报》的王芸生，第三天在报上刊出，但随即就有陌生人来我住处查询，似乎在查我有什么背景。幸好早就有人告诉我要小心。

有一次，学校正在上课，但我看我的学生，平时很活跃的，此时在课堂上眼睛都睁不开。哲学系学生本来就不多，这样场面，也使我明白：这里面一定有什么大问题。直到解放后，学生才告诉我，那是因为他们日夜都在做地下活动，如果不上课，会引起特务注意，所以只好以课堂做卧室了。

这也是全民动员，不过，所面对的对象已经不是日本侵略者，而是穷凶极恶的腐败政府了。尽管他们还在那里厚颜无耻地声称他们的先辈孙中山是伟大的，最初的党是革命的政党，统一中国的党。但不可掩盖的事实是：这些作恶多端的腐朽官僚，本人却是孙中山、黄兴等人的败家子，违背孙中山死时的联俄联共政策，只想在国民党旗帜下，搞少数人，甚至一个人的独裁。这如何不引起人民的反感和愤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