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

八年抗战这一可歌可泣，从彻底溃败到全盘胜利的惨烈战争，实为我五千年中华民族史所未尝有。而在这一战争最惨烈阶段，抗敌全师丧亡殆尽，精华国土，泰半沦陷，亡国灭种的最危险关头，我们全族第一号元老，全军的第一副统帅，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经过长期与敌国暗相勾结，忽然背叛祖国，投向敌人，并主动组织伪军伪府，与祖国对抗。汪氏这一当国叛国的行为，细查五千年国史，显然也是绝无仅有的一宗。可是想不到，汪氏叛国经年，在卖身投敌的最高潮期，与敌寇正在秘密签署卖国卖身条约的前夕，他的贴身亲信高宗武、陶希圣二人，不齿于汪氏的卖国行为，竟不约而同地冒全家伏诛之巨险，秘密逃往香港，将汪日密约公布，使举世为之哗然，合族为之切齿。盖汪氏此一卖国卖身之规模（如承认伪满独立，日寇在中国驻兵设防等等），亦史无前例。虽石敬塘、张邦昌、秦桧之流，亦不愿为之也。

就在汪伪叛国的高潮期，笔者却正在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系肄业。以一史学学徒，目击此一现代叛国史演进的实况，虽曾紧跟着追踪不舍，但是对汪氏之为何叛国，如何叛国，以及高陶之何以附逆于前，叛逆于后，却始终不得其解。师友之间，也言人人殊，莫衷一是。但是经过其后六十年不断的探索，并眼见这段历史之由报章时事的头条新闻，逐渐淡化，直至今日，似乎已变成《国策》《左传》中的古代历史了。今日在学青年，不细为解释，就不知高陶为何人矣，岂不可叹？

第一手史料vs.小道消息

记得为对这一史实真相的追踪，我也曾和当事人，高陶两先生，详谈过。而陶先生当时不愿深谈，这我可以理解，因为那时尚是蒋氏父子当国，在台湾谈如此敏感的国事，确有不便也。至于高先生，我和他曾在华府酒吧，深夜对饮，暗室私谈竟夕，以后更数度两家联欢，畅谈往事，高君却永远还在“挤牙膏”，不愿“倒竹筒”（且借用个大陆上的名辞），吞吞吐吐，神秘兮兮地欲言又止。在高君辞世前月，我们更约好为他九秩嵩寿祝嘏，再次恳谈，而高先生却“言明在先”，不谈敏感旧事。方期再加劝慰，促其留下信史，不意高公竟突然作古。真是悬剑空垄，为恨何如？

其实日本投降之后，过去史料已全部公开，汪伪与日方“密约”，以及高陶叛汪故事，正如“西安事变”一样，已不再成为秘史。纵是不学如愚，对这两桩史实的评述亦不下十余万言。自信虽没有为他们全部解密，然虽不中，亦不远矣。笔者并曾为这些敏感故事，直告张学良和高宗武两位先生：这些所谓秘史，虽早已泰半解密，没啥神秘，但此故事如由当事人，作为“口述历史”加以记录，在史学上，则谓之“第一手史料”。同样故事，一字不易，如不经过当事人的亲自认可，而由当代史家径自秉笔书之，因其故事太敏感，过去“小道消息”又太多，传闻异辞，良史劣史，鱼目混珠，往往就真伪莫辨了。所以有责任心的职业史家，无征不信，就要当事人亲口说出，以传后世，如此而已。不是历史家要做阎王判官或公审干部，非要强迫当事者去细说真相不可也。

口述历史是当代显学

不幸的是，像高宗武、张学良这样的历史制造者，对现代史学的规律，尤其是对二战后“口述历史”这宗新史学发展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而不愿自“倒竹筒”，只吞吞吐吐挤点“牙膏”，让后世不明真相的隔代史家，各取所需，自行编造，误人误己，就太可惜了。这也是我们史学转型，尚未驶出三峡，所难免的现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