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撑待变，和比战难

首先要谈的是那位“低调俱乐部”的题名人胡适之和当时以汪精卫为首的那些“低调”人士的异同。在汪派人士看来，第一，中日军力悬殊太甚。中国虽被迫不得已而奋起抗战，但是抵抗至山穷水尽之时，尤其在1938年夏秋之际，国土精华尽失，真已到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绝境。若论抗敌武装，我军已无一个完整之师，可以继续作战。若论外援，苏联的有限军援之外，英美和其他民主国家可说无片甲之赠，而美国的战略物资，且源源注入敌国，此仗如何打得下去？打不下去了，为拯民于水火，就应该对日谋和，这本是顺理成章的事嘛。

再者，在他们看来，中国如不知己，不知彼，不顾一切，糊涂地打下去，等到西南尽失，国府被迫退入新疆，则国民党势将依赖共产党为生，中国就要做苏联的附庸，其惨将有甚于做日本的殖民地也。（笔者附注：那时国府曾在重庆浮屠关，后改名复兴关，设立了一个“中央训练团”，正在集训文武干部，以事抗战，汪氏曾讥之为“在糊涂关，训练了一批糊涂虫，打一个糊涂仗”，云云。）这就是当时汪派失败主义者的心态。

胡适那时对战局的悲观，原不下于汪派的低调人士。胡且亲口告我说，“他们（指汪派）是爱国的”。但是胡适自己盱衡全局，却觉得“战难和亦不易”。汪派人士希望把“谋和”与“投降”分开。胡适就棋高一着，知其不能了。高陶两君，还知悬岩勒马，于紧要关头，掉头逃去。而汪氏本人，陷入太深，悔之已晚。他最后虽差免于枪毙的下场，然以汉奸罪名，遗臭史策，也就够惨的了。

所以胡适当年虽然也是反战，但是他也知道，求和更难。既能打“就打一下”嘛，能拖，那就不妨慢慢拖下去。并强调要“苦撑待变”。胡之所谓待变者，他认为西方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迟早必会卷入亚洲战场。一旦美国卷入中日之战，那末“最后胜利”就“必属于我”了。胡适这项消极中的积极，悲观中的乐观，后来的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不幸那时的汪派人士，却见不及此也。呜呼。（胡适这一“和比战难”的妙语，延至二战后，国共内战时，他仍作如是说。可是战后的历史发展，已属文化转型的另一阶段，国民党理论家，对此了解不够，苦撑无以待变，国民党政权就垮台了。）

自觉清醒，实是愚昧

还有，汪派低调人士之失，是失在他们的共同“次文化”。这批人士只是一窝清一色的都市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畏首畏尾的中年白面书生。算盘打得太清楚。在英语上叫做calculative，自觉众睡独醒，考虑周详，以一种单纯的共同语言，你唱我和，自以为是。殊不知处乱世，当大事，往往都是，乘势而为之的。孟子曰“有智不如乘势”，是也。

抗战初期，全国上下，激于同仇敌忾之心，大家都忘其所以，而大叫其“抗战到底”和“焦土抗战”。与日偕亡之心，正是普遍的民气，青壮年尤然，军人更是如此。“焦土抗战”一辞，原是李宗仁第一个叫出来的。“抗战到底”，更是蒋介石、冯玉祥以下，全国军民的口号，响彻云霄。这正是军事学上所说的“士气”嘛。而汪氏一小撮，偏要不以为然。某次汪精卫曾问冯氏，“底”在何处？冯说打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便是底。这在汪氏这个秀才听来，简直是一个丘八的狂妄无知。所以汪副总裁就要向全国广播，呼吁大家要讲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

但是像汪精卫、胡适、陶希圣等，头脑太清楚的士大夫，在当时必是少数中的少数。在那个敌人疯狂进攻，我们疯狂抵抗的血淋淋全民抗战之际，大家都有其“拼掉算了”之心，哪顾得许多。所以像李宗仁、冯玉祥这样的人，才是当时的绝大多数的绝大多数啊。几个秀才在这股抗战的狂潮热浪里，算个屁？而秀才不知也，这是当秀才的悲哀，与国事何补？

我全民族在抗倭战争中，那股拼命的精神，是非身历其境的过来人，所能想象于万一也。君不见，我们抗战已抗了七年有半，全民疲窿残疾，但是政府忽然号召“青年从军”，一声令下，全国知青之蜂拥参军，直如狂潮烈火。各地皆名额爆满，势不可遏。当年从军青年，今已耄耋老人，百年回首，真情如昨日也。其实如抗战再打八年，这种青年爱国之情，也不会随时间消灭的。这实在是当年日寇侵华，太狂妄、太无理，所激发出来的敌忾之气，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这股气，事实上，至今未熄，何况当年。有心人且看看近时港台和海外，保钓人士之前仆后继，对日索赔，今日在世界各地，仍是如火如荼，就可领略一二矣。这股气目前在大陆，暂被压制，否则也是白浪滔天的。关于这股气，我们写历史的倒要劝劝，今日宝岛上面的，崇日恋日，策动台独的仕女们，稍留意焉。不要忽略这场余烬犹存的民族烈火才好。

抗战八年，说穿了就靠这股气维持下去的。而这种民气则非当时“低调俱乐部”诸公，所能体会和掌握的了。他们自认为聪明理智，众睡独醒，为国家民族百年之计去通敌谋和，其实是愚不可及。这群边缘政客，在抗战阵营之中，代表性实在太小了，一意孤行，误国误己，怎能不沦入汉奸之列呢？但是这杯致命的毒酒，正如陶公所说，他只喝了半杯，便狠命地吐出了。陈公博、梅思平等，则呷而不吐，最后只有被押上法场，枪毙了事。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岂不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