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话会的日期定于7月15日至8月15日，受邀出席的各党各派人士共158人，包括无党无派的大学校长及教授多人，共产党也派代表参加（包括周恩来、林祖涵、秦邦宪等人，但未出席茶话会）。7月16日，蒋委员长向出席茶话会的全国知名之士发表谈话，声明中国“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不求战”的严正立场。然则“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绝无侥幸求免之理；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他说：

战事一起，则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均应抱定为国奋斗之决心，与敌作殊死战。如有中途妥协与丧失尺土寸地者，即为中华民族历史上之罪人。军人守土有责，虽战至一兵一卒，亦必与敌抗战到底。

7月17日，蒋委员长又发表谈话（这篇代表中国立场的重要谈话，于19日公布，引起中外极度注意）：

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用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至于漠视。

会后，蒋委员长单独接见陶希圣，鼓励他回北平指导国民党的言论。7月28日、30日，北平、天津相继失守。31日，蒋委员长发表《告全体将士书》，宣告抗战雪耻的最后关头已经到来。他说：

……这几年来的忍耐，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我们为的是甚么？实在为的要安定内部，完成统一，充实国力，到最后关头来抗战雪耻。现在，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那就必须不惜牺牲来和倭寇死拼。我们大家都是许身革命的黄帝子孙，只有齐心努力杀贼，驱逐万恶的倭寇。

同一天，蒋委员长在南京邀约平津大学校长及教授张伯苓、蒋梦麟、胡适、梅贻琦、陶希圣等人到黄埔路官邸午餐。蒋对客人说：“我要以战略打击敌人的战略。敌人的战略是要不战而取，我要他战而不取；敌人要速战速决，我要他战而不决。我们是一定胜利的。”

7月19日，蒋介石发表《最后关头演说》，也就是正式宣布中国抗战决心的“对于芦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

……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

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日本）军队无限制的出入于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

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末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

今日的北平，如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方法。……

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