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3日，中国济难会在武汉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济难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性的救济组织，1925年9月20日由共产党人恽代英、沈泽民、张闻天联合各界名流杨杏佛、郑振铎、于右任等共同发起成立于上海。主要任务是通过宣传、募捐等各种方法，救济那些受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迫害或被捕入狱的革命者、爱国者及其家属。总会设于上海，部分省市设有分会。当时的总干事是阮仲一同志，潘汉年同志是上海分会的代表。武汉妇女协会是其团体会员，我是理事。会议期间组织了多次报告会，有毛泽东同志作湖南农民运动报告，李立三同志作工人运动报告，张国焘作国际国内政治形势报告，李硕勋同志作学生运动报告……当时的武汉真是风云际会，集中了全国各地许多杰出的革命先驱者。能亲聆那么多领导同志的教诲，真是一生中的大幸。

我自参加革命后，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勤奋学习，努力工作，进步很快，特别是记忆力强，听领导同志的讲话，能很快地领会接受，能立即到群众中去报告传达，进行宣传鼓动。在武汉，人们眼里的我也是红极一时的人物。那时，我除了担任武汉市特别市党部的执委和妇女部长之外，还兼《民国日报》的副刊编辑、妇女协会的筹备主任、女子放足运动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以及在济难会、红十字会里兼职等等。我经常追随在宋庆龄、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领袖的左右，协助她们从事各项具体工作。例如：各界群众热烈欢迎宋庆龄到达武汉的大会，就是由我担任主席的；欢迎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来武汉的群众大会，由宛希俨任主席，郭沫若致欢迎词，我也坐在主席台上。

12月间，国共两党在汉口的临时中央决定派我到苏联去学习，我自然很高兴。虽然我参加革命后工作还能胜任，但在实践中深深感到，原有的那点文化知识，特别是在理论修养方面很不够，能有机会去苏联留学，既可以多学些革命理论，又能充实斗争经验，自然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妈妈听说后，也很高兴，替我缝制了皮大衣，打点好了行李。妇女协会的姐妹们虽然舍不得我离开，但也都为我感到高兴，还专门举行了茶话会欢送我。湖北省党部妇女部长袁溥之同志，也和我同时被选派去苏联留学，我就跟袁大姐一同乘船到上海，住在大江南饭店，等候开往海参崴的班轮，准备到海参崴后再横越西伯利亚前往莫斯科。在上海接待我们的是阳翰笙和梅电龙（龚彬）同志，他们当时是在中共上海（兼江浙）区委的领导下工作的。阳翰笙同志是搞文化工作的，因此在大江南饭店等待的期间，我通过他认识了高尔柏、高尔松兄弟俩。当我们还在候船时，董必武同志从武汉打了一个电报给在上海的党中央委员瞿秋白同志，说是“因工作需要，说服黄慕兰放弃赴苏联学习，转回武汉”。秋白同志收到电报之后，就和夫人杨之华一起来看我，并把我接到他们家里谈话，做说服工作。第一次谈话的时候，因为我思想上还在斗争，舍不得放弃这么好的一个学习机会，就说，如果让我出去学习一年多时间，我一定会回来的，那时我的理论水平有了提高，斗争经验也更加充实，不是对工作更有利吗？希望组织上能再考虑一下，再作决定。秋白夫妇没有完全否定我的意见，觉得也有一定的道理，就打电报给董老转述了我的个人意见。但董老接着又发来电报说：“务请劝她回汉，服从工作需要！”秋白夫妇看了电报以后，知道处在大革命高潮时干部非常缺乏，故而组织上才改变了派我赴苏留学的决定，于是再三劝导说服我：“你现在已是中共预备党员，党员的一切行动都以服从组织纪律最为重要，而不能先考虑个人的进修提高问题。如果不是革命工作的迫切需要，组织上也不会轻易改变原先派你赴苏留学的决定，所以现在你不能一味地只考虑自己个人的提高和前途，而不首先考虑党组织的决定和革命工作的需要。如果只是坚持个人的意见而不服从组织的决定，是不太好的，你要接受党的组织纪律的考验。”那时我所接触的党的领导同志，对我都是婉言劝导，谆谆启迪，从没有用家长式的强迫命令口气，总是和颜悦色地劝我好好考虑，在尊重我个人意见的同时，把党组织决定的理由和他们的意见很透彻地向我说清楚。在那样的情况下，袁溥之大姐仍按原计划去苏联留学了，而我服从组织的决定，从上海又返回武汉。梅电龙和龚品娟同志也和我同船前往武汉。

我一生中曾多次无条件地服从组织决定调动工作，这个优点，应该说是1926年冬在武汉时就已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