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3日，原驻宜昌的北伐军夏斗寅部叛变反共；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仍继续执行妥协、退让政策，取消了湖南武装起义的计划，还解散了武汉的工人纠察队。这更助长了反动势力的气焰，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日益向右转，反革命政变随时可能发生。这时，党内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不满，越来越强烈，开始做进行武装抵抗的准备，并且让在武汉常公开露面的党团员逐步撤退隐蔽或转移到别处。希俨也嘱我将短发蓄起来。

不久，我们接到陈潭秋传达的党组织意见，要我夫妇俩7月14日晚上乘最后一班轮船离开武汉前往江西。

遵照党组织的指示，6月中旬，我和希俨就在武汉报纸上登了启事，辞去本兼各项职务。希俨早已把《民国日报》的工作移交给了沈雁冰（茅盾）同志，这时又辞去了在名义上属于国民政府的中央军委工作。我把妇女部的工作交给了刘清扬同志，并辞去了其他各项兼职。

行前我和希俨奉董必武同志之命，将三千元的支票送交茅盾同志，并传达董老指示，时局将有变化，嘱茅盾同志持此支票去上海绍敦公司（蔡叔厚）兑现，“隐于笔耕，善自珍重，后会有期”。当时我们并不知蔡叔厚即第三国际驻中国的联络员。

7月中旬，中共中央由周恩来等五人组成临时中央常委会，发表宣言，强烈谴责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近日已在公开地准备政变”，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

7月14日深夜，弟妹都已酣睡后，我们与父母告别，在大革命转入低潮的险恶风云中，开始职业革命者的生涯。离开我入党献身革命的策源地，离开慈爱的双亲和活泼可爱的弟妹们，离开共同战斗的同志们朋友们，别绪离愁自难抑制。但我还是忍住了眼泪，勉作欢容，安慰双亲说：“我们一定会回来的，请二老放心！”随后毅然登船，离开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武汉。

父母为我们保守机密，对外说我“已出国留学了”。1927年初夏，武汉的《民国日报》上曾发表过一篇对我父亲的专访报道，刊登了父亲的照片，还把他的著作和在铁路上的贡献大大地赞扬了一番。幸亏我父亲各方面的人缘很好，我们走了以后，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武汉，他居然没有受到太大株连，只是降了职，迫使他很快就离开了粤汉铁路局而已。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宣布正式同共产党决裂，轰轰烈烈的北伐大革命终于夭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