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同志平时讨论工作时，我们做秘书的不作记录，以防敌人突然来搜查会泄露机密。有时中央有重要同志来省委开会，就把麻将牌和筹码摆在桌上，装作打麻将的样子。徐老夫妇俩在前面店堂里望风，如有军警或陌生人进来了，他们就大声地咳嗽几下。我们听到后就正式搓起麻将来，即使是摆摆样子，也要故意弄出声响来，以免露馅。徐老夫妇对我们很好，真的亲如一家人，有时我晚上抄写文件要到天明，他们总是把煤油灯点得很亮。为让我专心工作，他们不睡觉，默默地守夜，做好保卫作。我至今仍深深地怀念他们，只是不记得他们的名字了。新中国成立后，吴德峰同志告诉我，他后来还见到过徐老夫妇，徐老的儿女都在赣西南工作，都已是党的高级干部了。

我记得很清楚，陈潭秋主持江西省委工作的时候，省委发的第一份文件，是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第二份文件是党中央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通过的《告全党党员书》和其他决议案；第三份文件是党中央政治局接受共产国际的批评，通告批评以瞿秋白同志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后两份都是转发中央下达的文件。1927年11月召开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在一段时间内在全党取得支配地位，确定了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此段时间，凡在一些革命力量十分薄弱而敌人拥有强大武力的地区，不顾一切的蛮干、盲目举行的武装暴动，大多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使大革命失败后保存下来的有限的革命力量进一步蒙受重大损失。这些文件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革命处于低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同时要求我们扎扎实实地做好白区的地下工作和工会工作。

早在南昌起义前，我们党已经估计南昌城是守不住的，因此起义胜利后没有几天，起义部队就根据中央的预定计划迅速撤离了南昌。部队转移后，我们留在南昌的地下江西省委工作非常紧张，也是非常危险的。敌人封锁了四面的城门，在城内进行了一个星期的大搜捕，看到行迹可疑的人就抓走。陈潭秋同志非常沉着，善于应变，他见我年轻，又怀了孕，怕敌人搜查问话时我会脸红心慌露出破绽，就教我只管低着头，不要看军警，装作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当一回事的镇静样子。低着头干什么呢？可以擦擦煤油灯罩上的灰尘，扫地，或是做缝纫活，买些布料，给将要出生的孩子做小衣小裤或尿布。军警来时，我只要低着头干活不出声，由他一人来应付。陈潭秋同志的身份是店里的股东老板，遇到敌人向他查问店里的账目和资本情况，他都能对答如流，一副小老板的模样。搜查的军警还要进入住房内，到处查看有无可疑形迹。毕竟是正规军警，不像那些打了败仗溃退的士兵到处抢劫、调戏妇女，什么坏事都敢干。但他们盘问人时却很认真，你必须十分镇定，从容对答，否则一慌张，或回答时颠三倒四，就会引起怀疑。

闲暇时，潭秋同志给我们讲了许多他的革命活动和经历，如在共青团安源地委任委员长时的工作经验、他所熟悉的党中央领导人的事迹，特别是对周恩来同志所表示的崇敬之情、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揭露和批评、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许多动人的历史故事，等等。他知道我喜欢看《三国演义》，还说笑话：《三国演义》上写刘备为了避免引起曹操的怀疑，在园子里种菜，韬光养晦。我们现在与徐老先生合伙开店，以小工商业主的伪装来掩护自己地下革命活动的真相，不就像当年种菜的刘备吗？从这些闲谈中，我们向他学了很多知识。1927年11月11日，我转为中共正式党员，潭秋同志还写了一篇稿子，表扬鼓励我，说我一点都没有小姐架子，而且很快就适应了地下工作的新环境，言行举止都没有让人发觉有什么不适当的地方。可能正是这个鉴定，成为一年后调我到中央工作的渊源吧！

1928年1月间，希俨接到中央的调令，立即到赣西南地区去兼任特委书记，领导当地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吴德峰同志与他同行。希俨本是一介书生，只会拿笔杆子，文章写得很漂亮。如今要他投笔从戎，去做领导农民和军队的工作，虽然他完全是外行，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只有无条件地服从中央的命令。当时我已分娩，生下杰儿只有三天，自然不能随他一起走。在南昌医院依依惜别之际，他低声嘱咐我：“如果到那边工作开展顺利，到时候就会派人来接你和孩子一起去团聚；如果万一有不测，就通过你的父母再转告我的父母，把孩子接回黄梅老家去抚养，长大了好继续革命。我们是革命的伴侣，党叫做啥就做啥，千万保重。”我只是含泪低头听他的惜别叮咛。我把他所嘱咐的话牢记心头，继续留在省委地下机关安心工作，同时又冀盼早日能再与他团聚。

七个月后，令人难过的消息接踵而至。先是陈潭秋夫妇奉中央之命，要调到上海的中央组织部工作；不久饶漱石又告诉我希俨已经壮烈牺牲的噩耗。他说：“潭秋同志隐瞒希俨已经牺牲的消息是不太对的……”我猛然间听到这样的话，简直惊呆了，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强忍悲伤回来问潭秋和虔直同志，他们这才对我说出实情：1928年5月间，希俨率农民武装攻打万安县城时，不幸壮烈牺牲。虽然他们早已得知，但考虑到我产后多病，身体不好，怕我一下子承受不了这一巨大打击，便决定暂时隐瞒，不让我知道，想找适当的时候再告诉我。如今中央下令要调他俩去上海工作，正想在分别前对我说明真相。我的悲痛是可想而知的，虽然早就明白要奋斗就会有牺牲的道理，并且也有思想准备，但事情突然临到自己头上的时候，怎能承受？我既为敬佩的良师益友和亲密的革命伴侣希俨的牺牲无限悲哀，又舍不得一直像大哥哥、大姐姐一般对我热情辅导、爱护备至的潭秋夫妇的调走，真正是生离死别，悲恸不已。但在当时地下工作的环境里，是不能公开为希俨设立灵位、放声地哀号痛哭的，只能在深夜里独自默默饮泣，点点热泪滴在还浑然不知自己已永远失去了父亲的遗孤身上。

潭秋夫妇是知悉希俨临别前对我的嘱咐的，安慰我说：“我们立志入党，就要为党牺牲一切。希俨同志已经实践了他的誓言。我们后死者的责任是要揩干血迹和眼泪，站起来继续战斗。你们虽是亲密的革命伴侣，但如今应该节哀，你绝不能过于悲伤，损坏了自己的身体，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振作精神，实现希俨的遗愿，一切服从组织的安排。现在孩子还没有满周岁，待他断了奶后，慢慢设法让你的父母来接孩子回去，再转交给黄梅宛家，使孩子在祖父母的抚养下平安地成长，你也可以无后顾之忧地继续为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