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向应，1902年生于辽宁金县，1925年参加共青团，是大连市第一位共青团员。其后入党，六大当选中央委员，一直负责领导共青团的工作。1930年与周恩来等同志同为军委常委。周离开上海时关任军委书记。1931年顾顺章叛变，仓促之间未及通知关向应，关不幸被捕，但是并未暴露身份。周恩来闻知此事十分着急，即令陈赓迅速了解有关情况，尽快将关向应营救出来。

关向应跟贺昌从建立共青团的时候起就一直并肩战斗，关系非常亲密。贺昌听到关向应被捕的消息后十分焦急，在家里三天三夜很少说话，更无笑容，只是长吁短叹，并再三对我说：“你不要跟我去苏区，现在你是营救部长，这个任务很重，关向应他们还在等着你去设法营救出狱呢！”我又听了戚元德这一番入情入理的劝导，也认识到不能只顾儿女情长，确实应以保证贺昌、护送的交通员以及沿途地下交通站的安全为重。于是我也就只能含泪答应让贺昌一人先去苏区了。

贺昌也告诉我，恩来同志说：“要慕兰信赖党的组织，组织会派人暗中保护她的。万一潘汉年调动或有其他情况，组织上会另外派人跟她联系的，而且一定会派在北伐期间与慕兰共过事、慕兰信得过的人与她联系的。”他要贺昌和我都放心。

1931年5月，贺昌被送到郊区的一处秘密接待站，等待时机动身去苏区。吴德峰夫妇告诫我必须十分小心隐蔽，既不能去机关，怕带进“尾巴”露出行藏真相，也不能过组织生活。安排我住在地下党的一个单线联系点。那里是十月革命后流亡到中国来的白俄贵族开设的一个白俄公寓，三十块钱一个月的房租，连同伙食在内一个月要付八十多元。这在当时来讲是很贵的，一般人是住不起的，我因掩护工作的需要，全部费用都是由党组织支付的。公寓房间里有电话，联络方便；室内成套的家具设备，很气派。这是因为我要负责对外联络，必须有一个合乎身份的、可以接待外人的地方，以免引起人们的怀疑。最大的好处是像旅馆一样，一旦有紧急情况，需要立即转移，拎起一只小箱子，别的什么东西也不用带，说走就可以走，行动很方便。我们选租的房间，窗户正对着弄堂口，能从窗口看见从马路上进来的人。为了打扮成一位上层妇女，我烫了头发，穿上半高跟鞋，戚元德还给我做了一件乔其纱旗袍，光是这件旗袍就花了好几十元。这一切都是戚元德经手操办的。

这一切都布置停当后，我正式开始了营救工作。营救部的干事是黄浩（静汶），她在武汉时曾参加过黄埔军校的女生队。互济总会还有一位秘书朱伯琛，1930年入党，是周南女校朱剑凡校长的儿子。

党交给我的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营救关向应同志。组织上已有了布置，并物色了替关向应辩护的律师，他是一位名叫陈志皋的年轻进步律师。陈志皋是何许人也，他的家庭情况又是怎样？因为他对我以后的工作和生活都有着非同一般的重大影响和关系，所以有必要在这里对他的家庭背景和个人情况作一个比较详尽的叙述。

陈志皋，浙江海宁人，是享有盛名的世家门第，即清朝康熙、雍正年间著名的陈阁老陈元龙的后代。坊间传言乾隆本为汉人，出自此陈氏家族，许多文艺作品多所渲染，并不如实。但是这个家族在数百年中确是出了不少高官，也出了不少文人，只是家产并不丰厚，乡里流传儿歌：“陈府大学士，有腿无裤子，南瓜当正食（正餐），三天吃两次。”是讥讽也是赞扬吧！陈志皋的父亲名陈其寿，号介卿，曾为清廷二品大员。老先生在上海法租界做过十八年的会审公堂刑庭庭长，是一位很开明的法官，这时已告老退休。当年，他在苏州任知府时，光绪维新变法已经失败，光绪的老师翁同被贬回乡，慈禧命令苏州地方官要翁每月交一份自己言行的检讨。陈老先生的前任当然遵旨照做，搞得翁同很不愉快。惟陈老先生任职时，出于同情维新变法和对翁的尊敬，改为每月由他亲自宴请翁一次，与之说文谈诗，宾主尽欢，甚为融洽。为敷衍朝廷，他每月都向上奏报，说翁安分守己，无出格言行。朝廷自认为能每月了解翁的动向，翁同也保持了自己的人格尊严，均认同陈老先生的做法。他任职上海法租界时，主持正义，开释过坚持民主革命的老同盟会会员。为此，孙中山先生曾亲笔给他写过感谢信。辛亥革命前，黄金荣在苏州涉及命案，应判死刑，陈老先生正在苏州做官，认为黄是出于帮会中的“义气”而代人受过，没有判黄死刑。到辛亥革命爆发时，牢监里的犯人也乘机一哄而散。不久，黄金荣就到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做事，先是一般的探员，后来做到督察长，成为上海帮会里的“大亨”，蒋介石也曾拜在他门下。也巧，陈老先生也调到上海法租界任刑庭庭长，事实上管着巡捕房里的人，也算是黄金荣的上司。因为这样的双层关系，黄金荣口口声声地称陈老先生为“恩公”，每年都去陈家拜年；就连当律师的陈志皋到法租界巡捕房去办案时，黄见到也是很客气地称他为“二少爷”。可见陈家在上海滩是很有影响的。

陈志皋在上海震旦大学读书的时候，就有左倾思想，参加过罢课活动，后来转到上海法学院求学。上海法学院的教师、学友褚辅成、沈钧儒、李剑华、宋渊如等，都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所谓“近朱者赤”，陈志皋在那里跟他们经常接近，受到熏陶；尤其是沈钧儒先生，既是师长，又是表兄，对陈的影响很大。未毕业前，他曾主动请父亲保释过被捕的同学、共青团员施蛰存、戴望舒和杜衡。这三人后来均为著名文学家。当时上海人都很讲排场、面子，志皋1930年毕业后挂牌当律师时，陈老先生为了给他拉场面，特意在鸿运酒楼大开筵席，广请亲朋好友，许多政法界、金融界等社会各界的名人都来捧场，有的还是陈老先生的金兰八拜之交，像中国银行的经理贝淞生、《申报》和《新闻报》的老板等，有些机构为了情面还纷纷送他“法律顾问”的头衔。有这样的背景和地位，打起官司来自然很“吃得开”。所以陈志皋刚挂牌做律师，许多人就恭维他，称他为“大律师”。那时上海一般的律师都只有私人的“小包车”，即自己雇车夫拉的比较华丽的人力车；只有大律师才有自己的小轿车。陈进出办案都坐着小轿车，完全是大律师的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