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落终于石出，云开终于雾散。道理搞清楚了下面该很自然科学地研究一下了吧？没想到，刘孝孙爆发了多年的积愤，提出先斩刘晖，再议改历，这种不厚道的态度激怒了隋文帝，于是理科问题再次变成文科问题，皇帝暂停了改历之议。

不久后，刘孝孙去世。这时，几次日食的推算错误让隋文帝下决心重定历法，他这回让张胄玄、袁充等人负责，当年被赶出京城的刘焯此时再度出山，他在刘孝孙历法的基础上，增损改进，献上了《七曜新术》，也就是日后完善而成的《黄极历》以备选用。

二刘的共同问题是不问文科，不讲政治——这么大的事，不做铺垫，不埋人脉，光在招标的时候才出来，那怎么行呢？这和已经在皇帝那里做好各种理科之外的准备工作——编造了“日长之瑞”的假天象而得到皇帝宠信——的张胄玄、袁充怎么比呢？失败，当然就是必然的了。

从最初兴致勃勃参加历法海选到这时，已经过去将近二十年了，刘焯从一个四十岁的文化人变成了一个老者。近二十年的光阴却还没有让他明白文科先于理科、政治先于技术这个道理。他后来得罪人，被发配至成都充军，几年后再得以回京城，以花甲之年上书新皇帝隋炀帝，犹在要求与张胄玄辩论来争高下。他得到机会了，辩论了，赢了——这是理科的胜利，却比不上文科的动作。由于袁充等人的阻挠，他的历法终于还是被搁置了。二刘之二，也抱憾而终。

在这场持续三十年的争论中，理科人才二刘付出了一生的代价，终被文科人才阻挡住了通往庙堂的道路。好在文科人才擅长的政治斗争只存在于庙堂附近，在民间事情要简单得多。刘焯的《黄极历》由于成就突出，《隋书》打破只收颁行过的历法的框框，破例将该历收入《隋书》的《律历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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