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军事化生活管理，是当时延安革命队伍和学校的普遍现象。它强壮了投身革命者的体魄，培养了组织纪律性，磨炼了顽强的意志，也改变了革命女青年们的身心面貌。1937年8月在延安创办的陕北公学，学员在校同样采取军事编制，平时生活要求军事化、战斗化。据时任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后来介绍：

军事训练把女学员由娇柔的小姐训练成英武的女战士。女学员开始时不适应夜行军快速集合的要求，深夜紧急号吹响了，女生队乱成一团，这个穿错了鞋，那个摸不着袜子，还没出发，背包带又散了，笑料百出。一回生，二回熟，训练几次之后，几分钟内，女生队就报告“集合完毕”，得到军事教员的夸奖。夜间站岗女生队也同样参加，开始时，听见风吹草动，腿就发软。但是硬着头皮坚持。当我问到她们怕不怕时，她们挺胸立正说：“报告校长，不怕。”

中国女子大学也是这样。 据当时的女大学员晚年回忆，“每天清晨起床号一响，就要集体出操，自此一天所有的生活和学习都是军事化的。1940年，在国民党的封锁下，延安的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冬天寒风刺骨，我们每天洗脚洗脸都在延河。吃的是小米饭，一天两顿，没有菜，有时饿得难以忍受。”  ^[1]也有不能坚持者，便离开了延安，退出了革命行列。

延安的物质供给是贫乏的，但军事训练和体力劳动给予了她们肉体的饥饿与精神的富足。早在1936年10月就率先来到陕北的革命女作家丁玲，在革命队伍里摸爬滚打了一年多时间后，接受美国女记者尼姆·威尔斯采访时说：“我喜欢此地简单的生活，我正在长康健长肥起来，虽然我来此之前是神经衰弱，睡不着觉的。”  ^[2]大量活动，坚持劳累，人就能吃得多，睡得香，长得壮。同样，那位从“宰相府走出的大小姐”孙铮来到延安鲁艺，参加大生产运动，“一个星期吃一次馒头，她一顿能吃五、六个。平常吃小米，她也是一大碗一大碗地吞”。^[3] 

位于延安城南门外杜甫川的自然科学院，是个男女兼招的战时高等学校。“每周都有一次生活漫谈会，分组进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大家都本着革命同志间团结互助的精神，有啥说啥，不讲客套，偶尔也有争得面红耳赤的，但并不强加于人，争完就过去了，不存什么事。这种直率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反而使同志间的关系更为融洽。”  ^[4]

^[1]　贾保平《从小学教员转变为革命战士》，见《延水情：纪念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成立六十周年》，第176～177页。

^[2]　[美]尼姆·威尔斯《续西行漫记》，第269页。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6月版。

^[3]　黄仁柯《鲁艺人——红色艺术家们》，第160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12月版。

^[4]　胡琦、何华生、许明修《延安自然科学院创办的经过》，见《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第396～397页。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6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