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任抗大校长的林彪，由组织安排解决其婚姻问题。当一名抗大女学员被带到校长室后，例行公事的那位同志并没有向这位女学员讲明是什么一回事，就自个儿跑了。女学员只当是林校长找她有什么工作上的事，静静地等着校长发话。可是，干巴巴地等了好一会儿，并不见校长开口，两个人都尴尬地坐着。突然，林彪说话了，当头一句就是：“我们结婚吧？”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的女学员顿时愣住了，当她明白过来确是林校长向她求爱时，“哇”的一声，哭着推门而出，边跑边喊：“我不干！我不干！”^[1]  这是当时同在抗大任职的莫文骅晚年回忆的细节，应当不假。

多年来，他们已经习惯了非常规律的近乎本能的生活：吃饭，睡觉，打仗……“虽然他知道男女平等，男子应该尊敬女子，而且，中国的男子该帮助女子，求得解放。但偏偏有些时刻，一下子，他忘记了！眼前却只映起在小时候他在农村所看到男子的抢婚，养媳妇这一类事……一个女子怎么不接受男子的爱？！” ^[2]

面对这样的男人和组织，女青年们很难再有什么选择的权利和可能。

1938年8月，来到延安采访的陈学昭，就注意到了这些问题。

当初，她不爱他，他常常来看她。在晚上，他有时半是玩笑半是真地赖在她的床上不肯走：“今夜我睡在这里，不回去了……”这让她手足无措，左右为难。

经过组织出面，她不得不接受革命婚姻。

不久后的一天，一个特务员（红小鬼，勤务员），背着铺盖，她跟在后面走。“怎么？你搬家了？”

^[1]　莫文骅《莫文骅回忆录》，第349～350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7月版。

^[2]　陈学昭《延安访问记》，第118～119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

这样的事例在当时颇为普遍，另见马加《间隔》，《解放日报》（延安），1941年12月15～17日；欧阳山《圣地》（《一代风流》第4卷），第137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11月版。